 “船山文化大家谈”会场 编者按：2014年8月17日 ，由共青团衡阳县委员会、衡阳县文广新局和曲兰镇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船山文化夏令营进入第四天，在一天紧张的“六艺”传习之余，“船山文化大家谈”在曲兰镇湘西村部举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贺畅，县委常委、副县长徐振宇出席会议。贺畅首先发言，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老师的责任担当与细致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谈及自己参加夏令营的感受时，她表示，志愿者老师与孩子建立的友情令人感动，亲子家庭之间、住户与亲子家庭之间的温情令人感动，健康积极的活动内容令人愉快。活动从创意到实施井然有序，令人鼓舞，希望今后的船山文化活动开展更亲民、更实在、更品牌化。接着，北京大学国学院组织的30位志愿者老师和我县船山文化研究会的10位专家展开对话交流。大家畅所欲言，针对船山文化，既谈了许多新颖独到的心得与体会，也为船山文化的品牌推广献计献策，本网特推出以下几篇发言稿。 王船山的廉政思想 魏启用 王夫之是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王夫子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他一生著述甚丰，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中廉政思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王船山的廉政思想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提倡官德修养 官德是指政府官员为官从政时所应具有的道德素养和应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在德治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都曾就官德问题进行论述。王船山就这方面的思考尤为深刻。他深刻认识到为官之德对于安邦治国的重要作用，将“大公至正”视为官德的基本原则,要求为官者“以义制我”,关注“民之生死”,为官者的仁爱之心是践履“公天下”原则的心理基础,而君主摒弃“一姓之私”,方能与臣下坦诚相待,同舟共济;为官者谨守道德,“躬行于上”，才能服众抚民,才具备为官掌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王船山认为，加强官德修养，必须节制欲望。他在《读通鉴论》卷三十中曰∶“任之而不知节，足以累德而损于物”。王夫之认为人欲在表现与需求上，必须有其限制，不能无度，不能放纵，放纵欲望便会累德损物。王船山不但指出节制欲望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节制欲望的方法——他在《读通鉴论》卷三《武帝·四》中说：“内多欲，则仁义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窒其欲，而无仁义以为之主，则愈窒而发愈骤;况万乘之主，导其欲者之无方乎?故患仁义之不行，而无礼以养躬，无乐以养心耳。”在这里，王船山提倡用儒家的仁义道德加强思想修养，用儒家的礼乐教化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促进礼仪修养，节制非正当欲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官德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二是提倡监督制约 王船山对如何保证官员廉洁从政，提出“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监督制约主张，也即分权之治的原则。这是他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兴亡治乱特别是明王朝灭亡的教训，通观历代政治体制之得失，为了防止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通过借鉴唐朝设门下省以封驳皇帝敕诏的政治设置而提出的。王船山主张分权制衡，即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思想极其一致。所以，有的学者又把王船山称为“东方的孟德斯鸠”。王船山还提出监督的重点重在“上官”。王船山认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治理贪污的下级官员，固然可以平得老百姓的一时之愤，但不能治理根本。王夫之认为，惩贪治贪的关键是“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啄息而不敢逞”。在王夫之看来，要反腐，就要抓住监督“上官”这个关键。 三是提倡制度治腐 王船山对用制度治腐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篡逆之臣不足诛，君子所恶篡逆者，进逆臣而授以篡逆之资者也”。(《读通鉴论》卷十六)船山认为篡逆的臣子不可怕，也不值得大加斧钺，君子最厌恶的是什么因素提拔了篡逆的臣子，让他畅通无阻，并进而为他创造了大逆不道的资本。这就是说，不治理产生腐败的土壤——打造好“制度笼子”，腐败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下又会疯长。王船山的制度治腐观对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制度治腐已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防范官员腐败方面，已经普遍建立起了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并显现出了明显的效果。《法制日报》刊载：意大利墨西拿市市长因用公车携妻外出度假，被法院判处入狱半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建设的严密性和严厉性。王船山对官吏的考课制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应把为官清廉放在首位，“淡泊可以明智，可以质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对僚友，可以示百姓”。只有清正廉洁的清官，才能委以重任。 四是提倡严以治吏 王船山明确提出了“严以治吏”的主张。他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读通鉴论》卷八)王船山主张从严治吏主要是为了建立清廉的吏治，强调廉政是吏治的根本。“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读通鉴论》卷十)。他还突出强调严惩贿赂。王船山以唐朝的官吏贿赂公行，导致唐王朝的灭亡，警示后人必须引以为戒。他说“贿行于中涓，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如果天子不能驾驭宰相，宰相不能驾驭百官，官吏失德，贿赂公行，那么，必将导致国家败亡。 王船山提倡官德修养、监督制约、制度治腐、严以治吏等反腐倡廉理念，对我们今天深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作者系船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船山文化中的法治思维 陈航一 今天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夜晚与北京大学的各位贵宾坐在船山先生的家乡一起探讨、交流、分享船山思想和船山文化，同时也为我们家乡有这么一座精神高山——王船山，能有那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前来瞻仰感到骄傲与自豪。说实话，刚刚听了那么多独到而深刻的发言，我感到自惭形秽，我的老家离船山先生的家——只有十来里路，空间的距离很近，但我船山书却读得较少，离船山先生的精神高地相距很远。 王船山一生的著作很多，都是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数百万言、艰深无比的船山全书，说实话，我不可能去全看，也不能全看得懂。我从事的是司法行政工作，与法律接触得比较多，所以，近几年来，我读船山，主要是探寻船山思想当中的一些法律思想与法治思维。 王船山对历史的法治贡献应该是巨大的，早年投身辛亥革命的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甚至称王船山为“东方之孟德斯鸠”，足见船山先生的法治影响力。尤其是他的“趋时更新”的法律时变观;治国需法，法贵统一的思想;任法与任道并重的思想;严于治吏的思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不仅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值得我们当今借鉴的地方也很多，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认真地学习研究，古为今用。 比如说，王船山的法治观认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法律具有可变性。任何政治的立法、制度都只是它所从属的那个时代的立法和制度，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法律制度必须有利于国计民生，不能拘泥于旧的规章。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政策都可以从王船山的“趋时更新”的法律时变观中找到理论渊源。我们今天的法律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走向完善与健全。 王船山的法治观还认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此，他主张在新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必须制定法律法规，用以规范和稳定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王船山非常重视法的治世作用。去年党的十八大上，习总书记报告的第九部分就专题讲“法治中国”建设;今年十月，我党将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前敲定了会议主题：“依法治国”。这一系列的动作，无不说明了我们党已经将“法治”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从哲学角度讲，这也是对王船山“任法与任道并重”思想的发扬与传承。 另外，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对我们今天治理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也不无裨益。鉴于唐王朝后期的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社会风气下降导致唐王朝灭亡的教训，他指出：“贿行于中涓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其提出整顿吏治的方法就是严惩上官之贪，也即“法贵责上”。他说：“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益亡。”他认为治理贪污的下级官员，固然可以平得老百姓的一时之愤，但不能治理根本。惩贪治贪的关键是“惟乎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啄息而不敢逞”。在王船山看来，要反贪官就要抓住严惩上官这个关键。王船山严于治吏的这些法律思想，对我们当前治理吏治腐败问题有着深刻的启迪。去年以来，中央反腐推出的“打老虎”策略已卓见成效，近40名部级以上官员斩落马下，特别是不久前，周永康的落马，将反腐风暴推向高温，更是打破了几十年来“刑不上常委”的戒律。由此可见，今天的反腐无不浓浓地透射着船山思想当中的法治思维。 总之，王船山的法律思想非常丰富，我理解的还只是一点皮毛而已。目前，我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如何以船山思想来引领我县的法治建设。这个课题的轮廓、框架已经出来了，如果课题完成顺利的话，如果觉得有实用价值的话，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我可能会到全县的各个单位去宣讲船山先生的法治理念，会不遗余力地宣讲如何用船山文化去包装、推动我县的依法治县进程。 各位领导、来宾、朋友们，“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面对船山这座大山，我还仅仅是站在山脚下，大家已经一路爬涉到了风光秀丽的山中，山里的景色很美，我愿向大家学习，跟随各位的脚步一路去欣赏、去品味。 (作者系船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王夫之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教育家 胡兴衡 王夫之，字而农，后世学者尊称船山先生。在清初毁灭汉文化的文字狱时代，在百世不闻琴书的穷乡湘西村，他和儿子在创立的私塾——湘西草堂教学达半个世纪之久。清末，他的继承者彭玉麟、王闿运、曾熙等兴办船山书院又逾半个世纪。因为影响力之大，光绪皇帝特地下旨，将其入驻孔庙，千秋永祀，可见其显赫的教育家地位。民国初年，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青年毛泽东就是通过求学船山学社走向革命道路的。学术界关注船山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居多，而作为教育家，竟然文献甚少。这不能不说是巨大遗憾，为什么王船山的教育衣钵会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传承?我讲下面几个粗浅的观点。 一、王船山的教育思想以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为基石 船山先生把民族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矢志不渝，终其一生。为了汉民族的复兴，他冲破了忠君爱国的封建藩篱，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主张，对于暴君昏王“可禅、可继、可革”，而代之以圣君贤王。基于这种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王船山认为教育与政治是本末关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异族专制统治下，更需“培本固元”，“立学校，讲正学”，以才德兼备之士，实施“教育救国、文化强国”之谋略。以他为典型的汉民族士大夫很多，因这个群体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历经200多年的清朝统治后，汉族融合了并不开发的满族，以至于政权。 二、王船山的教育思想以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支撑点 王夫之是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他论证了知识的实体是“万物”，对佛老、程朱、陆王等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教育观点，进行了批评与纠正。提出“习成而性与成”、“志在学先”的光辉论断，重视知行并进，主张学以致用。他还从“天地之德变化日新”的发展观出发，得出人类的文化教育也是不断发展的，反对“泥古不化，返朴抱素”。他还认为教育环境对于人的成长和发展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他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人性天生平等观是王船山教育思想的重要依据 王夫之认为儿童教育应适应儿童年龄的特点，为儿童所接受。同时，认为儿童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很大，便于“求通而不自锢”。因此既有造就“英才”的可能，也存在着“蒙险”，有成“浪子”的可能。故教者必须“正其始”，“养其习于童蒙”，他看到了从小抓养成教育是重中之重。我建议在座各位专家、老师，将王夫之撰写的《示子侄》一文推介到全国各地，这篇不到四百字的奇文，比朱子治家格言更适合用作儿童思想、礼仪方面的教育读本。 船山先生勤恳讲学、艰苦著述达四十年之久，其经历与孔子非常相似，清末,“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天不生仲尼，万古盲其视;天不生而农，百代聋其耳”等美誉传遍全国。综上所述，我认为王夫之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教育家。 (作者系船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教育督导专家) 船山先生为什么被称为天人 井 泉 首先感恩北京大学组织的志愿者老师们，首届船山文化夏令营开营的第一天，实现了三百年来湘西草堂第一祭，依古礼，高规格。一连十几天来，天气晴热，这一天，天阴间多云，和风习习，祭祀开始时，竟然还下了几滴小雨，但很快被老天收了回去，我却疑心这是老天因感动而流下的泪水而已，或者因为船山是学术界公认的天人，此刻他的在天之灵在显灵。 学术界公认，船山是自古以来中国最高水平和唯一可以对话西方的哲学家，他的学术和气魄，至今无人可以超越。他基本的人生观是“以德相天”，即“以人的德行辅佐上天”。船山终生读《易》。《易》的核心观点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整个宇宙天体本身就是“行”且“健”的，所以君子亦当有阳刚之气，自强自立;“坤”即顺，人居住的大地是顺应万物的，所以君子亦当有厚生之德，厚德相天。 船山的骨子是儒性的，但也批判吸收了道家的“天之道”。一部《道德经》论述的是天人关系，其核心观点，我依据船山学说概括为：“天道地德”。稍加阐释：顺天道而为，即厚德或有德之人，其有得即在天理之中;逆天道而行，即缺德或无德之人，其无得，或虽暂时得到也将很快失去，亦在天理之中。 船山强调：纯志可以成德。他将世人按人格修养分为四个层次：庸人、中人、君子、圣人。他阐述道：“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 “志”在船山哲学乃至心中的地位至高，是君子与平庸之人的分野，乃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标志，“最为天下贵”。 儒与道的区别在于前者看重人，后者更看重天。船山在《思问录》一书中力图弥合儒道的裂痕。他确认，“立人之道，在仁与义”。但先决条件是人道必需与天道结合起来说话。船山继《尚书》“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之后，指出:“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万物。”既不能“恃天之仁而违其仁”，也不能“恃人之仁而违天”。 统治阶级假天害仁，举例说，德国法西斯打着“国家民族主义”旗号屠杀犹太人，日本侵略者打着“大东亚共荣圈”旗号屠杀“支那人”，即陷进了船山的隐忧——“恃天之仁而违其仁”。国内的例子，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批判了借助一统天下的威权幻想世世代代私天下的暴君秦始皇，又如“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乎”的大奸臣董卓，因为人类的劣根性——私欲容易膨胀，历史教训总是惊人的被复制。“洪杨之乱”其实难逃船山洞穿历史的法眼，船山的隔代知音曾国藩之所以大规模刊印船山遗书，用曾的原话说，船山学说可以“纲维万世，弥世乱于无形。” 后者，如以发展的名义破坏环境，以反恐的名义干涉主权，以安全的名义实施窃听，等等，都违背了船山“恃人之仁而违天”的告诫，实乃短视急功之恶举。孟子提出民本思想，船山发展到“重民以天，依人建极(意即以人为本)。 有人总拿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贡献来说事，说这证明了秦始皇的伟大。船山的著名观点是：“天假其私以济天下之大公。”就是说，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不过都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都是为自己的家天下盘算。但是天道在冥冥中借着他的私欲实现了统一的大公。统一天下改变不了历史对秦始皇的定论：独夫民贼，凶残暴君。统一实现了，他的家天下却很快就灰飞烟灭，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最后也只能成为天道的工具。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船山一再叹息“孤秦陋宋”，孤秦就是开了私天下的恶例，焚书坑儒给活跃至极的文化基因以当头棒喝与毁灭性打击，至高无上的大权独揽的皇帝制度，将天下完全视为个人的家产，中国由唐虞之公天下一变三代之宗族天下，再变而为个人天下。陋宋就是见识浅陋，猜疑天下，窜李纲，斩陈东，杀岳飞，死李光、赵鼎于瘴乡，去韩世忠、张浚之兵权，自以为天下就此太平，殊不知贬窜诛杀导致朝无诤臣，国无良将，即使英雄如陆游、辛弃疾，也终无用武之地，一个个只能“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空抱报国之志。一“私”一“疑”两种专制政治生态导致中国政治畸形发展，大宋在大金的淫威之下苟且喘息，终于被大元的战马踏折脊梁，明代统治者索性连宰相也废掉，将自己彻底沦为孤家寡人，至夜郎自大而又闭关锁国的大清，号称代理上天治理国家的最后的天朝，元气终于虚弱至极，被英法万里之外派来的几千人船队轻松击败，被小邻居、小徒弟日本轻松击溃。而后，数千年专制体制在船山思想武器和西方民主思潮夹攻下土崩瓦解。清末，三大政治势力——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均以船山为精神旗帜和思想武器，这是中国政坛绝无仅有的奇观。 王船山最赞扬的皇帝是:光武帝和宋太祖。船山认为，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公天下之心的最好皇帝，神武莫测，简直就是上天的化身。受船山思想影响，毛泽东评价光武帝为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用人、最会打仗的皇帝。慈不掌兵四字唯独用在光武帝身上不适合，因为上天一般的好生之德，他曾让几百万敌对的农民起义军铜马军因感化转而拥戴他。船山先生对宋太祖的赞辞是：无赫赫之功而不自废，无积累之仁而不自暴，承天之佑，战战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满。船山对宋太祖对后代继承者立定的三大戒律极为赞赏：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赋税。认为这三大举措体现了一个君王应有的盛德，分别是：以忠厚养前代子孙，以宽大养士人正气，以节制养百姓的生计。我觉得学习船山学，最好古为今用，比如我因此归结出管理学的三条法则：以感恩善待衣食之父母，以鼓励培养有志之后学，以公正打造无私之团队。个人认为守住了这三条，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不发达兴旺，上天是不会答应的。 读过船山十来部书的胡适曾高度赞扬王船山，说船山是超人，中国的尼采，作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志愿者，船山的理想其实很简单：人人都志振华夏，学为圣贤，不要让物欲牵住自己的鼻子、乃至堕落为民族与人类的败类——禽兽。船山曾怒斥士人庶民，完全依赖于“君相造命”，而不知自己谋求出路，改变命运。例如岳飞束手被杀、韩世忠自解兵权，张俊屈就奸佞，船山是支持岳飞取宋而代之的。正是上下沆瀣一气，家天下、一人之天下的思维惯性造成了民主政体改革严重滞后的困境，制约了民生的可持续发展，加深了民族的文化危机。 我总结船山哲学精髓为八个字：“纯志成德，相天造命”。前四字是方法行为，后四字为目的结果。纯志者，即为天地立心的仁人，持守此志，必定成就大德。当一个人可以俯仰无愧于天地时，他才是真正的天人或者说天才——相天之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改造时代历史的命运。 王船山之所以是天人，在于他的全部学说，目的是教皇帝怎样做真正的天子——天之肖子，教士大夫怎样做相天之才，而不只是做相君之才，更不可像历史上一个个愚忠的忠臣(如岳飞)、奸佞的大恶官(如秦桧)一样，只是一个皇帝的可怜奴才或者私篡帝位的野心家。他还教匹夫也不要自轻自贱。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船山的思考更深入：“非独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这句话打破了认为历史是由帝王将相等少数精英人士所创造的的英雄史观，唯心的天才史观，他的后学毛泽东由此得出更加光辉的结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船山先生有一席最让我感动的话，大意是：哪怕世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仁心，只要我船山一人有，我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长存于世间。 研究船山四十年的学者熊考核先生对船山先生有个总结性评价：天地人文心，华夏民族魂。利用这个机会，我今晚权且粗浅解读上联，感谢大家听取。 (作者系船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