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船山虽读书广博，并在考据学方面十分用功，但其成就并不如其在思想史上取得的杰出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已收入四库全书的王船山著作的评价，对王船山考据学方面的得失有较为客观的评价。王船山的考据学著作因在小学及方法论上存在缺陷，故而大都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的一样瑜不掩瑕。王闿运认为王船山不及顾炎武、阎百诗，但可以与毛奇龄相媲美。王闿运认为王船山受浅陋的宋明理学禁锢，论史也较为苛刻，不近人情，诗词创作不善变。王闿运评价王船山，受其性格、喜好、学识、立场等多方面影响，所见有得有失，无非不愿受人牵着鼻子走，自立门户开山立派，将湖南学术推向更高一个台阶。
　　
　　关键词：王船山，考据学，王闿运，郭嵩焘。
　　
　　
　　
　　一、王船山的考据学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明亡后，更名壶，别名异号多大三十余个，如一瓠道人、莲华山人、南岳卖姜翁、大明典客、武夷先生牧竖等，不一一胪举。明湖广衡州府衡阳西乡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9）农历九月初一，卒于满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农历正月初二，寿七十有四。明亡后以反清复明为事，誓不降清，隐居山间，以著述为事。晚年归衡阳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清史稿》有传。至近代，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被追尊为清初三大儒，从祀文庙。本人以为，王船山贞隐山间，不盲从时俗，不会像李光地一般投靠清朝，与李中孚、傅山、顾炎武等人都有贞节，足以宪法万世！
　　
　　王船山先祖以武功显，父王朝聘信奉程朱理学，系王阳明再传弟子。二叔王廷聘、三叔王家聘，以文学著称。长兄王介之，著述甚丰。二兄王参之，以治文史闻名。承惠于家学渊源与学风，又因业举，故王船山学宗程朱。王船山之家世生平，多有人考证，故不必赘述。今兹引《清史稿·儒林一·王夫之传》：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僣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兄介之，字石子。国变，隐不出。先夫之卒。1
　　
　　
　　
　　王船山之著述，有存有亡，存者可见，然亡者已不可考，难以窥其面目。今以岳麓书社《船山全书》（1996年版）为据，收入有《周易内传附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附考异》、《周易外传》、《尚书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四书笺解》、《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说文广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箨史》、《莲峰志》、《张子正蒙注》、《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识小录》、《搔首问》、《龙源夜话》、《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相宗络索》、《愚鼓词》、《船山经义》、《楚辞通释》、《姜斋文集》、《姜斋诗集》、《姜斋词集》、《姜斋诗话》、《龙舟会杂剧》、《诗文拾遗》、《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
　　
　　其中，《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收入四库全书。《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入四库全书存目。
　　
　　本人认为，王船山之著述，一半可视为考据学。故本文主要考察王船山的考据学成就及清末民初王闿运对王船山的评价，因此对船山思想不作过多的关注。
　　
　　王船山大部分著作属于考据学领域，故将王船山目为一名考据学家，也并非本人一时胡说。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颜元、阎若璩、毛奇龄、刘献廷等人同列为“清代朴学先导大师”。然章太炎并不支伟成先生的处置，认为顾、黄、王、颜、阎诸公的朴学成就不及朱鹤龄、黄生、陈启源等人。章太炎说：
　　
　　
　　
　　原书“先导大师”一类，列顾、黄、王、颜、阎诸公于前，其实非只此也。如朱鹤龄、陈启源于《诗》独尊毛、郑，扫徽国《集传》之芜，其功不在阎百诗下。一诗，一书。黄生研精小学，与专求篆隶，审正形体者不同。——此数人者，或与百诗同时，或稍在前，其名不如百诗之广，其实则未必有歉，似宜并著“先导”传中。而毛奇龄诋朱有馀，自身瑕垢则或转过于朱，如《四书》改错，可笑可鄙之处甚多。允宜删去。如以朱、陈、黄等不可称“大师”，则一切皆称“先导耆宿”可也。2
　　
　　
　　
　　其后，支伟成接受章太炎建议删去毛奇龄，补入朱、黄、陈等人。
　　
　　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叙目》中说：
　　
　　
　　
　　清初，明季遗儒，越在草莽，砥砺名节，耻事新朝，相率刊落声华，专治朴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通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之务，以为匡复之图。因读古书欲求真解，则好研究训诂名物典章制度诸学，而从事考证。凡斯诸端，实开清代朴学之风。3
　　
　　
　　
　　可见，王船山出于反思宋学而开始转向了汉学的领地，但是尚在草创阶段，所以其考据性著作瑜不掩瑕，有孟子五谷不熟之憾。
　　
　　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提要》中对王船山的评价，可视为一证。兹引《四库总目提要》：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汉阳人。前明举人。是编乃其读《易》之时随笔札记，故每条但举《经》文数字标目，不全载《经》文。又遇有疑义，乃为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尽为之说。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其中如解《讼卦》 “鞶带”云：“带无鞶名，鞶者鞶缨，车饰也。带所以系佩璲及芾者。”考《左传》“后之鞶鉴”，杜预训鞶为带，《说文》鞶字，许慎亦注为“大带”，安得曰“带无鞶名”？又“何天之衢”，梁武帝解何为荷，见于《经典释文》。夫之虽亦以为负荷之义，乃引《庄子》“负云气”为证，而不援梁武之说，亦偶然失考。至于“旧井无禽”，训禽为获，尤不免于穿凿附会。然如引《礼》“人君至，命士黄裳，下士杂裳”以证“黄裳”之美，引《左传》“班马”证“乘马班如”当读乘为去声，引《兵法》“前左下，后右高”证“师左次”，与论“帝乙”非纣父，“王用亨于西山”非文王，以及《临》之“八月”、《复》之“七日”、《易》之逆数、《河图》蓍策之辨，皆具有条理。卷帙虽少，固不失为征实之学焉。4
　　
　　
　　
　　《书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于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5
　　
　　
　　
　　《尚书引义》·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书稗疏》，已著录。此复推论其大义，多取后世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以辟王氏良知。论《舜典》“玄德”，则以辟老氏玄旨。论“依永”、“和声”，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宫填郊庙乐章之陋。论“象以典刑”，攻锺繇、陈群等言复肉刑之非。论“人心、道心”，证释氏明心见性之误。论“聪明、明威”，破吕不韦《月令》、刘向等《五行传》之谬。论“甲胄起戎”，见秦汉以后制置之失。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诋朱陆学术之短。论《洪范》“九畴”，薄蔡氏数学为无稽。论“周公居东”，鄙季友避难为无据。议论驰骋，颇根理要。至于“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无逸”等句，从孔《传》而非吕、蔡，亦有依据。惟《文侯之命》以为与《诗》录《小弁》之意同，为孔子有取于平王，至谓“高宗谅暗”与“丰昵”同为不惠于义，则其论太创。又谓黄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绍位，古之命相，犹后世之建嗣。又谓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则六卿各率其属，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断之辞。他若论“微子去纣”，恐文王有易置之谋，“周公营洛”，亦以安商民反侧之心。则益涉于权术作用，不可训矣。6
　　
　　
　　
　　《诗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则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雀角之角为咮，诗意言雀实有角，鼠实有牙。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唇”释之；骍刚之刚为犅，则以牛脊言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蒌蒿；薇自为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于木则辨诗言朴者，实今之柞。言柞者，实今之栎；榛楛之榛，即诗之所谓栵，而非榛栗之榛。于虫则辨斯螽、莎鸡、蟋蟀之各类，而非随时异名之物；果蠃负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为子。于鱼则辨鳣之即鲤，而《集传》误以为黄鱼；鲔之似鲤，而《集传》误以为鲟鱼。于器用则辨《集传》训重较为“两輢上出轼者”之未谙车制。及毛《传》训楘为历录，历录为纺车交萦之名、而《集传》增一然字之差。于礼制则辨公堂称觥为饮酒于序，而非如《集传》所云豳公之堂。“裸将”之训为灌，与奠一义，而历诋《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谬。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其谓《猗嗟》为作于鲁庄如齐观社之时，指庄娶哀姜而言，则据《尔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释甥字。谓《无衣》为作于秦哀公，则指楚之僣号以释王字，义亦可通。惟以“葛屦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木瓜、木桃、木李为刻木之物。堇荼之荼如涂为穰草和泥。奉璋之璋为牙璋，连下文六师以为言。未免近凿。至于《生民》一篇，谓姜嫄为帝挚妃，后稷为帝挚子，平林为帝挚时诸侯之国。推至见弃之由，则疑为诸侯废挚立尧之故，即以“不康不宁”为当日情事。无论史册无明文，抑与祭法禘喾郊稷之说异矣。四卷之末，附以《考异》一篇，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又《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轇轕。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锺惺批评《国风》之馀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7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于郡县。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于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鸲鹆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厩为延袤其厩，亦为穿凿。杜注陉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骃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贳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郓；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秾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8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于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于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于忘父，讨之则不免于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于庆父，不当归狱于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于国家，即为得罪于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于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它亦多词胜于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于《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于《春秋》更无关矣。9
　　
　　
　　
　　王船山之家学虽有阳明心学的渊源，但仍归本武夷朱学。他一生在反思明亡之缘由，并试图找出其中的究竟来。所以他不满意朱学之流弊，但并非要打倒朱学，而是希望能羽翼朱学，扶植纲常名教。对于杨墨、佛学、老学、陆王心学、流俗等，则恨之入骨，痛而诋之，认为它们是导致明亡的祸根之一。
　　
　　王船山《尚书引义》一书，多引其义批判佛老、阳明心学。譬如用《尚书·尧典》“钦明”说来批判王阳明“致良知”说，用《尚书·舜典》中“玄德”说批判老子的“元旨”。然而，如此批判在考据上难以成立。该书臆断之处甚多，故《四库总目提要》认为“此皆臆断之辞。”“则益涉於权术作用，不可训矣。”
　　
　　王船山《书经稗疏》一书，《四库总目提要》认为该书“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然而又“其间有失之太凿者”不少，多处“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于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虽然如此，《四库总目提要》还是认为该书“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周易稗疏》一书不信术数，不空谈玄妙，又排斥图纬，故《四库总目提要》认为“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卷帙虽少，固不失为征实之学焉”，但还是不免穿凿附会之习气，“夫之虽亦以为负荷之义，乃引《庄子》‘负云气’为证，而不援梁武之说，亦偶然失考。至于‘旧井无禽’，训禽为获，尤不免于穿凿附会。”
　　
　　王船山《春秋稗疏》一书，虽然在地理考证上尚有可取之处，但是《四库总目提要》也并不回护其考证之失，认为王船山多处不明事理，还妄自臆断穿凿附会，“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亦为穿凿”。
　　
　　王船山《诗经稗疏》“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似多有胜义，多处被《四库总目提要》认为“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但是仍有“未免近凿”之处，该书所附《考异》也并“未赅备”，“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锺惺批评《国风》之馀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
　　
　　王船山《春秋家说》一书，俗见甚多，不近人情，一己私情妄测春秋大义，文辞害意，又枝蔓过多，所以《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它亦多词胜于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于《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于《春秋》更无关矣。”
　　
　　王船山《楚辞通释》一书，虽然其中也颇有胜义，然而因不明小学之故，除因袭前人旧说外，误释之处也多。譬如《楚辞·卜居》“突梯”一词，本是连绵词，王船山解释“滑稽”吸收前人成果，但对“突梯”却回避前人注释而望文生训，颇使人费解。《楚辞·卜居》：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10
　　
　　
　　
　　王逸注曰：
　　
　　
　　
　　转随俗也。11
　　
　　洪兴祖补注曰：
　　
　　《文选》注云：突，吐也，吐忽切，滑也。滑，音骨。稽，音鸡。五臣云：委屈顺俗也。扬雄以东方朔为滑稽之雄。又曰：鸱夷滑稽。颜师古曰：滑稽，圜转纵舍无穷之状。一云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出口成章，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12
　　
　　
　　
　　《文选·屈原〈卜居〉》五臣注：
　　
　　突梯滑稽，委屈顺俗也。 13
　　
　　
　　
　　王船山释曰：
　　
　　犬窦曰突。从突而入，缘梯而登，鑽穴踰墙之谓。滑，音骨。滑稽，酒注也；辩言穷，如倾注也。潔，与絜通。毁方为圆，如匠者絜度楹柱，必欲其圜也。14
　　
　　
　　
　　突梯、滑稽，都是双声连绵词，解释为圆滑随俗。其中，突、梯两字上古同属“透”母，滑、稽两字上古同属“见”母，突、滑两字上古音同在“物”部，梯、稽两字上古音同在“脂”部。唐人孙樵《序陈生举进士》：“况突梯滑稽以苟得与？君其勉之！” 明人陶宗仪《辍耕录·辊吝谝三卦》：“淮南潘子素纯，尝作辊卦，讥世之人以突梯滑稽而得显爵者。”都是此义。
　　
　　“聊虑”系连绵词，本义为凄怆、哀怆，王船山《楚辞通释》却误解为“聊舒所虑”。《楚辞·九辩》：
　　
　　
　　
　　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15
　　
　　
　　
　　王逸注：
　　
　　
　　
　　怆然深思，而悲泣也。 16
　　
　　
　　
　　王船山释曰：
　　
　　
　　
　　言君子怅惘流涕，聊舒所虑以尽忠谋，惟明主专意体之，乃能得其情理。17
　　
　　
　　
　　其实，《楚辞·九辩》的“憭憟”、“缭悷”也即“聊虑”。《楚辞·九辩》：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儿变衰，憭憟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18
　　
　　
　　
　　王逸注曰：
　　
　　
　　
　　思念暴戾，心自伤也。五臣云：憭憟，犹凄怆也。19
　　
　　
　　
　　洪兴祖补注曰：
　　
　　憭，旧音流，又音了。20
　　
　　
　　
　　王船山释曰：
　　
　　
　　
　　憭憟，不忍其摇落之情也。21
　　
　　
　　
　　《楚辞·九辩》：
　　
　　
　　
　　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22
　　
　　
　　
　　王逸注曰：
　　
　　
　　
　　思念纠戾，肠折摧也。悷，一作 （忄+列）。23
　　
　　
　　
　　洪兴祖补注曰：
　　
　　
　　
　　缭，音了。缭绕。悷，卢帝切，又音列。懔悷悲吟。 （忄+列），音列，忧也。24
　　
　　
　　
　　王船山释曰：
　　
　　
　　
　　贞臣废弃，国无与立，秋尽宵长，哀悼不容自己，如下文所云。25
　　
　　
　　
　　王船山《说文广义》一书，系对《说文解字》之研究成果。然王船山对《说文解字》并无独到研究，不是因袭许慎旧说，便是望文生训，故《说文广义》之学术价值不甚大。考虑到该书训字甚多，难以一一辩驳，今仅举一例，以说明王船山解字有臆断之处。《说文广义》卷二：
　　
　　
　　
　　字，从宀、从子。子在屋下，未能下堂，须乳子为之，故字为乳业。借为文字之字者，以在乳之子，口不能言，须乳母曲达其意；古今之隔，远近之差，有言不能相闻，须文字曲达之。通为“冠而字之”之字者，以文字分别之，使可见之简牍。童子之名，呼而已矣，字之乃始见于书。女子许嫁而字，故亦为许嫁之辞。26
　　
　　
　　
　　《说文解字》：
　　
　　
　　
　　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27
　　
　　
　　
　　段玉裁注：
　　
　　
　　
　　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 （牛+产），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叙》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8
　　
　　
　　
　　其实，“字”本义是生子，故段玉裁所注颇善。
　　
　　本人也曾释“字”为孕妇生子之形，胎儿自产道倒头而出，“字”字上面之“宀”并非房屋，而是胎宫或产道之象29。《广雅·释诂一》：“字，生也。”《山海经·中山经》：“其上有木，……服之不字。”郭璞注：“字，生也。”《易·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字，妊娠也。”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所附有“人字图”，“字”就是生育之义。后来，“字”又引申为许嫁。王船山对《说文解字》等不甚明了，故有此误解。
　　
　　有一份证据一份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没有证据不能说话。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30
　　
　　
　　
　　按照梁启超总结出来的标准来衡量王船山考据学著作的话，即用清代考据学家经两百余年积累起来的经验要求之前的学人，则过于苛刻不近情理有失公允。王船山出于吸取明亡的教训十分注重考据学，避免明儒空谈心性之弊，大概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隐居衡山之下，也能契合当时全国的风气。不过，王船山在考据学方面颇为用功，且读书广博，但是其于此所取得的成就不及其在理学、史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湖南学术界，王船山可谓得风气之先。然自王船山以来，湖南学人不通小学似成一大传统，直至杨树达、曾运乾、张舜徽等人始为改观。
　　
　　实际上，与王船山并称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黄宗羲，在考据学方面，成就也不及后来居上的学者，譬如高邮二王、段玉裁、戴震等人。因此，我们又怎么能以后来学者取得的成就苛责前面的学者呢？
　　
　　
　　
　　
　　
　　二，王闿运评王船山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湘潭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出生长沙营盘街街口的小学宫街巷内，逝世于民国五年（1916）。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门人辑其诗文为《湘绮楼全集》。
　　
　　王闿运是清季民初一代宗师，诗文推崇魏晋，治学不尊汉学，也不尊宋学，自立门户以为标榜，晚年又治墨子学、公羊学，推演“民主”。王闿运之交游甚广，经历极为奇特。二十五岁中举后，运气不佳，科场屡不售，颇为失意。后游学京师，一度受户部尚书肃顺器重。他以纵横家自居，好帝王之学，往来于湘军人物之间，据说数次劝曾国藩反清自立，但未受采纳。此后，曾以贵宾礼遇之，若即若离，实为疏远之。除主讲思贤讲舍与船山书院外，王还尝受聘远赴四川与江西讲学，门下弟子数千。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康有为都是受其嫡传弟子廖平启发才蔚然有成的，故康有为也可算作王闿运的再传弟子。而“王门三匠”实为千古美谈，即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招吉、铁匠张正阳。民国初年，王受弟子杨度的援引，受聘于袁世凯，出任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一生不置产业，生活清贫艰苦。光绪十四年（1888）冬，王向老友郭嵩焘借钱过年遭拒绝。王怀疑郭恐其无偿还能力，指责郭以理学家自居，虚伪如市侩。《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得筠仙书，疑我不能还，竟不往借，而前加诘驳。余云公大似笏山，宋学流敝也。凡不敢倍程、朱者，必先自处无过而后行其私，是以为人所笑。余无故识破一老友，正似留仙骗钱行径。七十老翁，学识绝人，自谓品行坚卓，而临财曾不及一市侩。谁谓宋学不害心术乎！31
　　
　　
　　
　　查《郭嵩焘日记》光绪十四年十二月日记，该月八日、九日，郭嵩焘收到王闿运来信，初十、十二日两人一起两次与陈宝箴等人宴饮，十三日接到王闿运来信，十四日回信，十五又收到王闿运来信。王闿运借钱之事可能在郭嵩焘十三日收到的信中。32
　　
　　郭嵩焘也不喜欢王闿运的学术取向，常批评他与何绍基一样喜欢标新立异，文章固然无可指责，但道德不足为人表率，文人无行，有败坏士风之虞。王闿运晚年，纵横家的形象十分鲜活，周旋于新旧党各派人物之间，为各派所援引。譬如他还与革命党人宋教仁也有交往。
　　
　　光绪元年（1875），王闿运受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委托撰写《湘军志》，光绪七年（1881）十月书成付梓。《湘军志》书成，曾国荃、郭嵩焘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书对曾国荃、郭嵩焘评价不高，有诋毁湘人之嫌，一致要求毁版，后改由王安定撰写出《湘军记》。
　　
　　王闿运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郭嵩焘、彭玉麟均有交游。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刊刻《船山遗书》。郭嵩焘曾上书朝廷请求将王船山从祀文庙，并一直不断为此奔走活动，自广东巡抚免职后返湘创办思贤讲舍，又积极促成崇祀王船山、曾国藩之事。彭玉麟是衡阳人，系王船山同乡，曾邀请王闿运修纂《衡阳县志》，又邀其主讲船山书院。王闿运尝主讲思贤讲舍，参与郭嵩焘祭祀王船山之礼，其后又主讲衡阳船山书院，亲自操持崇祀王船山之礼。晚清时期，郭嵩焘推动王船山从祀文庙并在湖南崇祀王船山，以此建构湖南人对湖南省域文化之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因王闿运的个人喜好与独特的人生经历，其对王船山的评价，并非像同时代人一样一味的赞誉，虽然可能受某些情绪的影响，但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以便于在今天乃至将来更好地弘扬船山思想，创新与光大湖湘文化。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同治二年（1863）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卸任丢官。同治九年（1870）十月，在城南书院妙高峰建立船山祠。同治十二年（1873），郭嵩焘创办的思贤讲舍。光绪三年（1877）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光绪五年（1879）年回国，从此闲居长沙。
　　
　　光绪二年（1876）八月二十日，身为礼部侍郎的郭嵩焘上《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但是遭反对而被光绪拒绝。33该年十月十五日，王闿运收到郭嵩焘手启，言及王船山从祀孔庙事。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西历1878年1月11日），已经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再将《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请饬部存案以俟定论》一折寄请总理衙门代递，并分寄礼部及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及湖南学政34，但仍遭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首的一班人反对，故再次被朝廷拒绝。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三日，听说浙江巡抚梅小岩在光绪五年奏请宋儒辅广从祀孔庙获得成功，回忆起自己上书请求将王船山从祀孔庙的失败，“为之垂涕竟日”。35
　　
　　邓显鹤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先后刊刻《船山遗书》，发之先声，继而郭嵩焘高度表彰王船山为朱熹之后第一人，所作所为及其影响力可谓“后出转精”，足以悬轨契后垂范开来。经过三十余年的酝酿，时机逐渐成熟，光绪三十二年（1906），湘潭籍御史赵启霖毕郭嵩焘未竟事业，上奏《请三大儒从祀折》，遂于次年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三位学人同时获准从祀孔庙。
　　
　　对于请求湖南士人支持他促成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郭嵩焘认为湖南人不团结，不愿推举友朋，甚至于早已死去两百年的乡贤也不愿表彰，那么对于同时代人又会如何呢？《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廿七日：
　　
　　
　　
　　生平所至，提奖湖南人不遗余力，湖南人所以报之，亦诟毁不遗余力。乃至具奏王船山先生崇祀文庙两庑，自揣所言不足取信朝廷，政府诸公视王夔石文章道德百倍胜于鄙人，特请饬湖南巡抚开具事实册，咨送其《遗书》。礼部以一书讬之。省城诸公凡三十余人，无一回信者。顷归家询之，则李辅堂一人实倡其议，谓船山不足入两庑。诸人噤不敢声。其待两百年前向乡先达理学名儒如此，于并世之人何有哉！是以益知湖南人之不足以提拔也！雨珊因言：“京师湖南人以周荇农、徐寿蘅为巨擘，在京承其言论，盖皆持尺寸之间，挟意气之私，而不足与达观昭旷之外，此外悠悠者更何论哉。湖南亦自苦人才太乏，无如何也。” 禹珊此言，亦殊警动。36
　　
　　
　　
　　似乎，王闿运也在其列。
　　
　　自从光绪六年（1880）以来，郭嵩焘在思贤讲舍不断举行祭祀船山的祭礼。《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1880）九月初一：“为去岁开立禁烟公社之期,会集曾文正祠之浩园,公祭王船山先生。”37《郭嵩焘日记》光绪七年三月廿六日：“思贤讲舍开馆，同诣船山先生祠行礼，诸生至者十五人。”38《郭嵩焘日记》同年九月初一日记载，该日“致祭王船山先生”，并规定“今岁单开思贤讲舍，专祭船山先生，即日开馆，及九月朔日祭期，为春秋两次会讲，以后当为定例。”39
　　
　　其时，王闿运自光绪五年（1879）起在四川尊经书院主讲，光绪七年（1881）冬曾回长沙交付《湘军志》，所以未能参与期间郭嵩焘祭祀王船山之事。至于其后，王闿运主讲思贤讲舍与船山书院，则多次参与祭祀船山之事。
　　
　　王闿运厌恶宋学，更不希望像郭嵩焘一样走王船山的宋学之路，虽然对王船山之学问常有不满之言，但也并非厌恶而置王船山于死地而后快。从王闿运题王船山墓联“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与湘西草堂联“芷香沅澧三闾国；芜绿湘古一草堂”看来，王闿运对王船山的贞节持赞赏态度。当然，王闿运品题人物往往为自我张扬而标新立异，固然也未免过于苛刻，故郭嵩焘在光绪六年二月初五日的日记中说“壬秋持论常失之过高” 40。郭嵩焘、王闿运两人之间，虽是好友酒食相往来，但是内心都不满对方的学术取向，相互在日记中指责，甚至于光绪八年正月初五听朱香荪说“王壬秋年愈五十，而德不加近，声望为之大减”，“闻此为之怃然”41。两人在日记相互指责对方之处甚多，故不一一援引。
　　
　　本文交待郭嵩焘推崇王船山及与王闿运之交情的背景，在于更好理解王闿运批评王船山，也因王闿运对王船山的认知或多或少受郭嵩焘启发。譬如《湘绮楼日记》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记载：
　　
　　
　　
　　既至龙宅，弥之兄弟、筠仙相继至。……筠仙言：船山书精华在《读性理大全》。吾闻之一惊，惊其一语道破，诚非王学、熟读全书者不能道此语。然《性理大全》，《兔园策》也；此与黎先生笺注《千家诗》同科，观其书名，知其浅陋。而筠仙力推船山，真可谓怪也。船山生陋时，宜服膺《大全》。筠仙生今世，亲见通人，而犹曰《大全》《大全》，不重可哀耶？要之，论船山者必于《大全》推之，然后为知船山。片言居要，吾推筠老。42
　　
　　
　　
　　郭嵩焘认为王船山之精华在《读性理大全》，但被王闿运讥为《兔园策》，意为村塾陋儒所用之蒙童读本。王以为，郭推崇《四书大全》之说不合时宜，会死在前人脚下，而该书文辞不雅训，推崇该书反而贬低了船山之成就。
　　
　　《兔园册》，亦作《兔园策》，或《兔园册府》。据王应麟《困学纪闻》云，为唐太宗之子蒋王李恽命杜嗣先编成。因取汉代梁孝王的兔园为名，称为《兔园策》。该书引用经史解释，收集古今事迹、典故，以对偶的文句分类编集，有48门、30卷。《兔园策》为学童启蒙读物。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却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10卷。《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今已不存，仅敦煌石窟有唐代贞观年间手抄本《兔园策府》残卷及杜嗣先序。唐以后流行于村塾，作为蒙童课本。宋人方回《次前韵将归隐黄山》：“挟兔园册教儿童，菜饱无异禄万钟。” 宋人陈造《次韵杨宰次郎裴》：“笑挟兔园策，问收鱼澳租。”皆可为一证。五代时，有人嘲笑冯道走路过快，肯定会从腰间掉下一本《兔园策》出来。 《旧五代史·周书·冯道列传》：
　　
　　
　　
　　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委，甚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聊，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43
　　
　　注：
　　
　　《欧阳史》云：《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困学纪闻》云：《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 44
　　
　　
　　
　　洪武十七年（1384）， 朱元璋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等的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句法要求排偶，须据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又称“制艺”、“制义”、“八比文”、“时文”、“时艺”。不但强调“代圣贤立言”，不许自由发挥，而且严格规定体例和字数。永乐年间，明成祖为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命人选取相关宋儒著述编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布天下企图“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王船山当然不能例外也会熟读三“大全”，并且也会出于业举的需要而训练时文写作。
　　
　　据题为王船山之子王敔所撰《大行君行述》称，如果从思想史来审视，船山思想之精华当在《思问录》与《张子正蒙注》，也是王船山一生自赏之处。《大行君行述》：
　　
　　
　　
　　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正蒙》一书，人莫能读，因详释其义，与《思问录内外编》互相发明。此亡考自辛卯迄辛未，四十年赉志不隳，用力不懈，尝自署其槧，以为“吾生有事”著也。45
　　
　　
　　
　　郭嵩焘高度评价王船山，不知是否读到过《大行君行述》一文。而王闿运读过《张子正蒙注》，而其对该书之精义有无体贴，已无从知道。《湘绮楼日记》同治九年四月廿二日：
　　
　　
　　
　　作《志》传，阅张子厚《正蒙》十八篇。46
　　
　　
　　
　　王闿运所处时代，朴学鼎盛，故以当时的学术成就来审视王船山之著作，未免得出博杂、浅陋之类鄙论。《衡阳县志·艺文志》：
　　
　　
　　
　　如船山之好奇兼爱，志欲包古今之述作矣。总其成书，亦杂家之流。47
　　
　　
　　
　　《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三月二日：
　　
　　
　　
　　阅王夫之《中庸衍》，竖儒浅陋可闵。48
　　
　　
　　
　　《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三月四日：
　　
　　
　　
　　繙王夫之《礼记注》，亦有可采者，而大段不可观，乃知著作之难。49
　　
　　
　　
　　《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三日：
　　
　　
　　
　　看船山《讲义》，村塾师可怜，吾知免矣。王、顾并称，湖南定不及江南也。50
　　
　　
　　
　　王船山无所不窥，其著作囊括经史子集，不论思想内容，就形式而行，“杂家”一说也能成立。作为一个儒者，大多会斥释道，辟杨墨，并且对诗文词赋也会表示鄙夷，像陈白沙《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就说到道德如“膏腴”，文章似“秕糠”。甚至于王阳明也认为成德为第一等事，而诗文不过末技。然而王船山好学深思，在斥释道辟杨墨之余，不仅对释道深有研究，而且还在诗词创作与评论上有所创获。王闿运也曾注意到这一点，《湘绮楼日记》同治十一年十月廿七日：
　　
　　
　　
　　繙船山《愚鼓词》，定位神仙金丹家言，非诗词之类也。《柳岸吟》、《遣兴诗》亦禅家言。《洞庭秋》、《落花诗》则无可附。《伊山》诗：“心识回峦外，沿溪曲径深。云烟开绿畒，金碧动青林。香篆迎风入，钟声过鸟寻。萧清初觉好，风雨更幽岑。”51
　　
　　
　　
　　王闿运尚未论及《相宗络索》，该书则是一部佛教方面的专著。
　　
　　审视《湘绮楼日记》，王闿运批评王船山“浅陋”，是用清代朴学大师们的成果来进行对比的，用晚于王船山的学者取得的成就来苛责王船山，未免有失公允。如果当年王船山能够与外界进行学术交流，又受江浙一带考据学风习的影响，那么未必也不能在考据学上作出更大的成就。譬如说，朱熹为《诗经》作注的《诗集传》，遇到不押韵之处，动则“叶韵”来解释，与清代朴学大师研究《诗经》的成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是否可以如此苛责朱熹呢？譬如说，朱熹《楚辞集注》腰斩非题为屈原创作的作品，似乎未能懂得其中之奥义，是否以此菲薄朱熹浅陋无知或学识不高呢？
　　
　　王闿运也是一个杂家，于朴学并无可称述之成就，长于古文与史学，对宋明理学更无深入研究，加上王闿运厌恶理学，难免心存偏见，不能客观评判王船山在理学上的成就与地位。王闿运甚至整个就厌恶理学，认为理学不及朴学，也有失公允。理学家因不通小学，对于解读先秦文献方面固然不及清代朴学大师，但在思想创见上，朴学大师中除戴震外，没有几个像朱熹、王船山一样大师级思想家。理学在思想，朴学在考据，各有长短。而王船山处于朴学兴起之初期，已如此博杂，著述甚丰，实为难能也。所以，王闿运也称王船山在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者，《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二月初五：
　　
　　
　　
　　检《王船山遗书》，校其目录，舛误者数处。沅甫请诸名人校书，而开卷缪误，故知著述非名士之事也。船山学在毛西河伯仲之间，尚不及阎百诗、顾亭林也，于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耳。明学至陋，故至兵起、八股废，而后学人稍出。至康、乾时，经学大盛，人人通博，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沈至也。52
　　
　　
　　
　　
　　
　　王闿运认为，理学本身就浅陋狭隘，讲究中庸之道非常迂腐，而王船山受其蒙蔽，从而又影响到史学评论，喜欢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王船山长于写时文，若是写八股文必是高手，但非著述之才。《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
　　
　　
　　
　　点《汉书》一卷。王章上书攻王凤，而欲立定陶王，逢帝一时，终犯其忌，其死非不幸。赵合德自杀不对状，后乃诬成其杀子，非信史也。王船山以耿育所奏为非，谬矣。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53
　　
　　
　　
　　王船山推崇程朱，受其禁锢束缚自身思想，故成就不及顾炎武等人。《湘绮楼日记》同治九年十月七日：
　　
　　
　　
　　夜归，览辛眉《井言》，上下古今，多取少弃，志为博通之儒，盖宪章《志林》、《日知录》而作，颇好程朱，近王船山。然于王船山薄其隘，而不欲深非《井言》，则以船山已成之书，自为一家，听其生灭可也；辛眉之学无师，而亦屡变，会当有精通时，此时不可与争也。王、邓皆豪杰之士，一则为宋后义理所锢，一则为宋后议论所淆；要之，两人诚宋后通儒，与马贵与、顾亭林伯仲乎！既繙廿二本，至子寝。54
　　
　　
　　
　　王闿运认为，王船山之学问虽不及顾炎武、阎百诗，但可与毛西河（即毛奇龄）差不多，似与前引章太炎之评价相近。《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二月初五：
　　
　　
　　
　　检《王船山遗书》，校其目录，舛误者数处。沅甫请诸名人校书，而开卷缪误，故知著述非名士之事也。船山学在毛西河伯仲之间，尚不及阎百诗、顾亭林也，于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耳。明学至陋，故至兵起、八股废，而后学人稍出。至康、乾时，经学大盛，人人通博，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沈至也。55
　　
　　
　　
　　郭嵩焘呼吁将王船山从祀孔庙及亲自推动崇祀船山，其后影响逐渐张大并形成一股势力，慢慢地使得船山成为湖南人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亦为湖南人在文化与政治上建构起自信心。到后来，类似于今天的捆绑“申遗”一样，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儒背后的地方文化势力团结在一起，自然减少了阻力，有利于王船山从祀文庙一事得以快速实现。其时，王、顾、黄并称，王闿运又认为王船山之学问不及顾炎武。《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三日：
　　
　　
　　
　　看船山《讲义》，村塾师可怜，吾知免矣。王、顾并称，湖南定不及江南也。56
　　
　　
　　
　　王闿运对王船山史论也颇为不满，认为其蔽于宋学，徒好唱反调，自诡有创见，言语似精而实粗，甚至于有时不及他高明。《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
　　
　　
　　
　　点《汉书》一卷。王章上书攻王凤，而欲立定陶王，逢帝一时，终犯其忌，其死非不幸。赵合德自杀不对状，后乃诬成其杀子，非信史也。王船山以耿育所奏为非，谬矣。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57
　　
　　
　　
　　《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
　　
　　
　　
　　阅《晋志》三卷，《律历》不能明也。王船山讥陈卧子三月而毕二十四史，以为置诸《志》不观，宜其迅疾。虽然，不明占候推步，则观之三年亦犹一览耳。诚早通之，何不可一日而了？故知船山语似精而粗。58
　　
　　
　　
　　《湘绮楼日记》光绪七年三月十八日：
　　
　　
　　
　　看焦竑所序李贽选《东坡集》十三卷及《附录》三卷，殊不解其去取，但不选一诗为异耳。苏以程正叔为奸，可谓纵恣，则其平生悟入语，皆狂慧也。正叔、东坡，俱世俗中人，末学膚受，亦何止深诋乃尔。彼尚与章惇游，岂不能容正叔？无以此疑其心术矣。盖求宠于司光而妒生也。古来文士，无此披昌，虽家雱亦不至此。盖枭韩、富之首可也，以之为奸不可也。枭之以行吾法，诋之者以要吾利，此论家船山未之及。59
　　
　　
　　
　　《湘绮楼日记》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
　　
　　
　　
　　王夫之论史，似甚可厌，不知近人何以赏之？60
　　
　　
　　
　　王闿运还几次提及王船山论史过于苛刻。《湘绮楼日记》光绪元年七月十八日：
　　
　　
　　
　　登舟将发，忽有二妇人附舟，一躍而登，禁之不可。因思王船山讥庄定山不宜与俗子同舟，当自雇船。余亦雇船而遇此，船山又何以处我？61
　　
　　
　　
　　王闿运对其诗文颇为自豪，认为湖南文学不兴盛，直到明代才出一大家王船山，但其诗歌创作不善变，故成就不高。《湘绮楼诗文集》卷九《陈怀庭诗集序》（又见《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日记）：
　　
　　
　　
　　湘洲文学盛于汉、清，故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最后乃得衡阳船山。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船山不善变，然已为湘洲千年之俊，怀庭善变，而诗名顾不逮，闿运耻焉。……以闿运能知君，故为之序，不及诗之所以工，而直尊君以配船山。于船山有贬词，于君无誉词，可知矣。62
　　
　　
　　
　　王闿运在湖南学人一致推举王船山之际，甚至其本人主讲衡阳船山书院，亲自操持祭祀船山之礼，又为何如此菲薄王船山呢？本人以为王闿运喜欢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爱好帝王学，以权术与人交往，不肯受人牵着鼻子走。他一辈子也不得志，清朝灭亡前没有半点功名，其心情多少有一点不平衡，自然也会影响到他对他人与历史的评价。在这一点上，王闿运治学也有所表现，大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劲头。清末，思想开放的先锋学者们认为墨学可与西学媲美，可开民主与自由之路，故王闿运也讲墨子学。先锋学者又讲公羊春秋学，主张制度革新，推演民主，颇受立宪派与革命派欢迎，故王闿运也讲公羊春秋学。王闿运治学兼采古今，不受家法约束，当然不肯步王船山后尘，更不肯被王船山的光环所淹没，愿“处马、王之间”。《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年五月廿七日：
　　
　　
　　
　　附舟还衡……有飘江来附舟者，伧夫也，乃闻吾名。老仆呼君实：宋人气度，亦殊不易。及若船山，定当力拒之。余处马、王之间。62
　　
　　
　　
　　像王船山《黄书》大讲夷狄之辨，宣传排满，在清末影响巨大，王闿运竟也说其见未卓。《湘绮楼日记》同治九年四月廿一日：
　　
　　
　　
　　作《志》传，阅船山《黄书》，其见未卓。64
　　
　　
　　
　　杜甫《端午日赐衣》诗说：“恰称身长短，终身荷圣情。”皇帝在端午节送了一套衣服给杜甫，杜甫就表示一生一世都要回报皇帝的小恩小惠。杜甫一生孤苦无依，谁又提携过杜甫呢？又何苦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王闿运是纵横家、史学家，对当时的政治制度与世事的无常看得很透，像曾国藩就公开表白他是侥幸成功的，所以临死前特地嘱咐吴敏树与郭嵩焘说“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世界荒凉，人心冷漠，人生如此困苦，他谈何对皇帝与显贵有感情呢？他一生也未获功名，又以平民自居，因而大可不必像杜甫一样写诗歌颂皇帝。王闿运有时似与郭嵩焘在光绪五年六月廿七日日记中悲叹湖南人谁也不帮谁反而相互牵掣有心印之处。
　　
　　然而，王闿运在上古音韵学上几无成就可言，处于晚清时期竟然宣称不必通晓《说文解字》中字的读音，与当时的通识相悖，实在不应该。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王壬秋主讲四川尊经书院，学生持《说文》指字叩音，王谓尔曹喻义已足，何必读音？王氏不明反语，故为是言。依是言之，《说文》一书，止可以教聋哑学生耳。”65所以章太炎直言湖南“三王不识字，此公殆尤甚”，大加指责王闿运不通上古音韵学。
　　
　　话有说回来，王闿运不受人牵着鼻子走，自立门户，自作主宰，有开山立派开基作祖的心力，在经学、史学、文学上，在湖南都是自成一家，远胜于当时的湖南学人。虽然不通上古音韵学，但是其经学在晚清时期确实属自成一家之人，支伟成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就欣赏王闿运“诚独立一派”的气魄，拟独立一章曰“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经学家列传”，将皮锡瑞、王先谦附传，章太炎表示赞同，认为“王从词章入经学，一意笃古，文体规摹毛、郑；发明虽少，然亦杂采古今，无仲舒、翼奉妖妄之见”，“大抵湘中经学亦颇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所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66。王闿运之诗词固然一味拟古，褒贬不一，但其古文当之无愧天下第一。章太炎曰：
　　
　　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能尽俗。67
　　
　　
　　
　　一言以蔽之，王闿运评价王船山，受其性格、喜好、学识、立场等多方面影响，所见有得有失，也须辩证看待。尽管王闿运认为王船山不及顾炎武、阎百诗，至少可以与毛奇龄相媲美。可见，王闿运贬低王船山并非彻底否定其学术地位，而在于不愿受王船山与当时湖南学术界推举王船山之潮流的束缚，张扬自我，自作主宰，自立门户，成为湖南学术领袖人物，意欲将湘省地域文化推进到全国更高之地位。“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种气概应当是王闿运内心之表露。若在今日不明王闿运当时的意图，食人糟粕而菲薄王船山，被王闿运牵着鼻子走，则不足为道也，亦非学问中人。
　　
　　在今天，继承与发扬王船山思想，应当审视历史与当下，契合时代的文化诉求，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新瓶旧酒，旧瓶新酒，才是可能走出一条路来。故而，审视王船山的考据学与王闿运评王船山，便有其时代意义与价值。
　　
　　
　　
　　
　　
　　注释：
　　
　　1《清史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2页。
　　
　　2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页。
　　
　　3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经部六易类六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经部十二书类二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四 经部十四 书类存目二
　　
　　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经部十六诗类二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二十九春秋类四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一经部三十一春秋类存目二
　　
　　10《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0页。
　　
　　11《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0页。
　　
　　12《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0页。
　　
　　13《文选》卷三十三，转引自《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0页。
　　
　　14 王船山《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八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68页。
　　
　　15《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0页。
　　
　　16《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0页。
　　
　　17 王船山《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八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6页。
　　
　　18《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7页。
　　
　　19《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7页。
　　
　　20《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0页。
　　
　　21 王船山《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八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75页。
　　
　　22《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86页。
　　
　　23《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86页。
　　
　　24《楚辞章句》，王逸注，洪兴祖补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86页。
　　
　　25 王船山《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八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89页。
　　
　　26 王船山《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第九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09页。
　　
　　2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页。
　　
　　2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页。
　　
　　29 黄自随《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
　　
　　30 梁启超《清代朴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31《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三卷，第1513页。
　　
　　32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卷，第823页——824页。
　　
　　33《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卷，第55页。
　　
　　34《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卷，第385页。
　　
　　35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卷，第43页。
　　
　　36《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卷，第905页。
　　
　　37《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卷，第87页。
　　
　　38《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卷，第167页 。
　　
　　39《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卷，第215——216页。
　　
　　40《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卷，第16页。
　　
　　41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卷，251页。
　　
　　42《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37—138页。
　　
　　43《旧五代史·周书·冯道列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页。
　　
　　44《旧五代史·周书·冯道列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页。
　　
　　45 王敔《大行君行述》，《传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4页。
　　
　　46《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96页。
　　
　　47《衡阳县志》，彭玉麟等纂修，清同治11年刊本，卷十。
　　
　　48《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644—645页。
　　
　　49《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555页。
　　
　　50《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四卷，第2662页。
　　
　　51《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352页。
　　
　　52《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5页。
　　
　　53《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6页。
　　
　　54《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35—136页。
　　
　　55《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5页。
　　
　　56《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四卷，第2662页。
　　
　　57《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6页。
　　
　　58《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7页。
　　
　　59《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二卷，第1003页。
　　
　　60《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五卷，第3112页。
　　
　　61《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423页。
　　
　　62《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83—384页；又见《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三卷，第1556—1557页。
　　
　　63《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三卷，第1933页。
　　
　　64《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96页。
　　
　　65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66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页
　　
　　67《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转引自萧艾《王湘绮评传》，岳麓书社，1997年版，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