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宗师，对清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作为跨时代的一代伟人，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湖湘巨儒王船山先生的影响。作者探究毛泽东接受王船山先生影响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底蕴，阐发了毛泽东人生道路和人格品质，揭示出王船山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一代伟人辉煌的一生。

关键词：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民本；务实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2027/YC-（2009）02-0032-004
    
法国哲学家泰纳曾提出过著名的环境、种族、时代的“三要素”说，认为环境对人有重要影响。而富有特色的湖湘文化这个环境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湖湘文化渊源深广，从狭义的人文来讲，著名思想家屈原是湖湘文化的发轫。戴德诚指出：“三闾以孤愤沉湘，元公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1］屈原是湖湘文化高雅的“穷究天人”的哲学思辨传统和瑰丽奇伟的文学艺术传统的奠基者［2］。湖湘学派的形成则肇始于宋代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主要创始人是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朱熹最早称胡、张一派为‘湖湘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提及“建炎之乱，安国避地荆门”遂有“湖湘学派之盛”，正式将胡张定为“湖湘学派”。湖湘文化产生之后，经历南宋末年元蒙异族入侵，湖湘精英在乱世大多牺牲，文化遭受摧残，此间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沉寂局而。到清末明初的王船山，湖湘学派达到鼎盛。杨毓麟在《新湖南》一文中说：“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3］梁启超也说：“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4］
王船山，本名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后人称“船山先生”。作为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思想学说，深深影响了湖南无数的后起之秀。他是湖湘学派思想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是湖湘学派发展的里程碑。他早年肄业岳麓书院，从师山长吴道行，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东林学派的第二代宗师、高攀龙的从子高世泰在评阅夫之的时艺(作文)时，就批以“忠肝义胆，情见乎词”［5］，以忠义相勖勉。因此，他们对王夫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亡后，夫之为了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不肯出仕清朝，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自许”，于是潜隐山林，发愤著书，其人善诗文，工词曲。诗学著作有《诗译》、《夕堂永日绪论》等。史学方面作《读通鉴论》、《宋论》等。哲学上有《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等。一生著述共达100余种，400多卷，达800余万言，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后人辑为《船山遗书》。文化的载体是人，人才是先进文化孕育的结果。王夫之作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影响着一大批后进的湖湘学子，梁启超曾说过：“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层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随着湖湘文化的高涨，随后产生了像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中兴名臣”，像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黄兴、蔡锷等民族民主革命英雄。进入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湖湘文化更是极大地促进湖湘人才的大爆发，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其中毛泽东更是无疑代表着湖湘文化所养育出的最值得骄傲的人物，同时也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展现得最为充分完整的人物。而王船山对湖湘学派的昌盛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船山学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组成部分。王船山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杨昌济的桥梁作用实现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受到了他一生最崇仰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杨昌济的教育。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湖南第一师范是毛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对毛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6］得遇良师杨昌济，让他的人生视野大为开阔，并开始探索和确立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杨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还先后游学日本、西欧达10年。但他一生研读最多最深的是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的著作，尤其是船山著作。从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中反映出他对船山著作的浓厚兴趣与勤奋研习，做日记、摘语录、批标题、作分析、写体会、有发挥。他精读过的《船山遗书》，研究的内容则涉及船山的知行观、理欲观、善恶观、义利观、动静观、历史观、文艺观、教育观、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经世致用等。完全可以有理由说，他是当时湖湘学派最重要的承继者、发挥者和宣传者。由于杨昌济的很多思想直接来自王船山，因而青年毛泽东也自然受王船山的思想的影响。很多事实和资料证明，杨昌济传授给毛泽东等学生的重要内容就是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从现存的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及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看，杨昌济不仅在课堂上大量向学生传授船山之学，还同经常前来“板仓杨寓”聆教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讨论王船山的思想和学问。他在修身课上考试学生的测验题就有：“王船山重个人之独立，能举其说否?”“王船山论项羽、李存勖，能言之与”？此外，杨昌济还鼓励毛泽东到船山学社听讲船山之学。1920年秋至1921年冬，毛泽东曾在船山学社居住和工作过一年多时间，还亲往船山的家乡访问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船山极大的影响着毛泽东。下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析王船山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爱国本来包括二个最基本的方面，对外抵御外族的侵略，对内爱护人民。虽然“爱国”是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具有不同的含义，但也有共同和相似之处。［7］明亡后，王夫之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瞿氏殉难，乃决心隐遁。展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初打伞戴斗笠穿木屐，与满清不共戴天，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他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民主主义者。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云：“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而青年毛泽东也和王船山一样，处于民族危难之时，毛泽东的爱国热情高涨，从《讲堂录》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王夫之置民族利益于最高，把中华民族的兴亡，看作是“古今之通义”的“三义说”很是推崇，它对激发毛泽东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其可贵的爱国之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影响着毛泽东。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当局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湖南一师“举校愤激”,师生集资刊印《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在书的封面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大声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8］表达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青年毛泽东正是在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从家乡走向省城，从湖南走向全国，最后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二、民本思想的高扬戊戌变法时的湖湘学者谭嗣同说：“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9］。王夫之认为
“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用“理势合一”来规定“天”的内涵。他进一步利用“天视听自我民视听”等古老命题,把“天”直接归结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赋予“天”以现实的客观内容。因而在肯定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为强调必须“畏民”、
“重民”而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他那种反封建的呐喊，启迪着无数的湖湘学子。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杨昌济等人的言传身教，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根据船山先生的观点，曾经这样写到：“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也，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10］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为人民谋幸福，是他奋斗追求的目标，消除贵贱之分，实现人人平等，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他投身革命的动力。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他很同情农民的疾苦。认为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代表了全部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的一生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以人民行事，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的各种运动，都是大众化、人民性的。
三、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经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就是，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体现为一种学风，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勤勉笃实、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成为湖南人求学问道经邦济世的自觉追求。湖湘文化的“躬行实践”主要以道德践履为特征，这是源于湖湘学派的学术特色。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还悬挂着一块题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匾额，在昭示着湖湘学人不断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胡安国、胡宏氏父子把“力行”作为“躬行实践”的最高境界，有言：“学，行之，上也；舀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11］，其实这正是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的体现。张栻在哲学上强调“知行互发”，使湖湘学派以重躬行实践而著称于南宋学术界。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作了唯物主义的总结，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使知行论达到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峰。崇尚实学、倡导力行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点。不尚空谈，讲究实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探求强兵富国之道；强调“言必证实、义必切理”的社会实学观。特别是王船山创立起“欲废占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后，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想更加盛行于湖湘地。.正是在这种力行思想的影响下，近代湖湘人士皆具有“勇于行事、顽强力行”的特点。可见崇尚实学，不喜空谈，重视实践，提倡力行，是历代湖南学者大都具有的一种学风。这种湖湘文化的学风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不少有关力行的条目：“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谷其一端也。”“古者为学，重在实行。”“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对各种从师友和书本上学来的知识理论，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取舍。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曾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署名二十八画生，恳请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同他联系，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五四”之后，他积极投身并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积极参加并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他强调要认真研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多次与蔡和森等好友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农村了解民间疾苦，还远游北京、上海等地向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名流学者求教，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40年代，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挂在延安中央党校的门口，这些都是他青年时期形成的求真务实的作风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四、保守的华夏文化观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华夏文明一枝独秀，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于是也就自然形成了华夏优越的思想，再加之地理的隔绝，对于世界先进文化，先人所知甚少，这一情况越发巩固与强化了华夏中心论。这种思想在王船山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对外来文化的拒斥态度，显示出明显的封闭性。王船山虽然是一位清醒的智者，但由于历史上这一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文化态度的影响，使他难以正确对待异域文化。他对利玛窦的评说，他对西洋文明的认知，就生动地显示了他保守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态。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12］。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扶长中夏”的集中表现［13］。这在毛泽东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都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前期处理的棘手问题，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世界冷战的格局、西方阵营的强大压力是后期的挑战。这些局面使毛泽东这位在湖湘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湖南伟人，激发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强精神。他一生除短暂地访问过苏联外，再无其它国外留学或访问的经历。毛泽东这种闭守的态度，大有王船山当年拒不出山、隐居世外的遗风。虽然王船山的这种情况现在看来已是民族内部矛盾，跟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的民族矛盾实质已截然不同了，但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来看还是有着很大民族共同心理性。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位铮铮硬骨的湖南伢子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情结。不管怎样，作为东方一个大国的领袖完全有必要进行国事访问，但他没有。现实的状况，尤其是湖湘文化中的民族气节，使他的骨子中有一种天然的民族傲气和抗拒外族的情结。他所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他身上，融汇传统，博通古今，是相当出色的。但“洋为中用”方面似乎除对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思想有较多的接受外，其它的融通事实上并不多［14］。在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中，倡导的是不依靠外援。这与湖湘文化中不忘“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当年外国传教士在湖南难以立足，洋货受到强烈抵制，至民国时，外国人没能在湘设立一家近代企业，湘人也没聘一名外国技术人员。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受到冷战的国际环境影响，最后形成了与美苏对立、闭国自守的局面，不单在政治上对立，在科学文化、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是水火不容。这种强调自力更生，支持民族精神有其可敬之处，但缺乏相应的灵活度，忽略了国际合作中互惠互利、共生互补的一面，从而失去了融入世界、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经验的机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封闭保守思想，也是王船山思想对毛泽东的负面影响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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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王船山.船山全书之黄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13］胡发贵.王夫之和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14］田慧武.试论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史局限性［J］.韶关学院学报，2004（7）.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330027）
     
    
Wang Chuanshan’s Impact on Mao Zedong’s Life

    
LI 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0027,Jiangxi)
Abstract：Wang Chuanshan w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thinkers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He was also the master of Hu-Xiang culture, greatly influencing
circle of thinkers in and after Qing Dynasty. As an extraordinary man in cross
time , Mao Zedong inevitably accepted Wang Chuanshan’s influence. This article
inquired into Mao Zedong’s accepting the life foundation and the thought inside,
explained Mao Zedong’s life path and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promulgated that
Wang Fuzhi affected the life of great men in a very great degree.Key
Words：Hu-Xiang culture;constructing the society;democracy;pragma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