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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未闻其治士也。
——《宋论·太祖》“太祖誓不杀士大夫”条，《船山全书》1996年版第11册第25页
人主之病，莫甚于与下争士
——《宋论·太祖》“殿试进士禁称门生”条，《船山全书》1996年版第11册第27页
先说第一个问题——王者应当“养士”而不是“治士”。
“养士”是古代的统治者经常津津乐道的一个事儿。“得士者昌”是传统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再明白不过的一个道理。然而，“得士者昌”的本质是什么？王夫之是这样来解释的：
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师儒，有长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职，简大臣而大臣忠，择师儒而师儒正，选长吏而长吏贤。则天下之士在岩穴者，以长吏为所因；入学校者，以师儒为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为所因。如网在纲，以群效于国。不背其大臣，而国是定；不背其师儒，而学术明；不背其长吏，而行谊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群相燕也。合天下贤智之心于一轨，而天子之于士无不得矣。和气翔洽，充盈朝野，寖荣寖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谓也。
（《宋论·太祖》“殿试进士禁称门生”条）
也就是说，在人主和百姓之间，在政府和民间之隙，应该还有一个广大的社会中间地带，这个地带主要的构成应该是大臣、师儒、长吏等等。“大臣、师儒、长吏”，可以理解成制度、规范，权力运作机制，社会的信仰价值体系，甚至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中介、人民团体、民间组织等等。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最高权力不可能直接延伸到下层民众并发挥作用，它要靠这些中间地带才能生存。那么，人主要做的就是选好、任用好大臣、师儒、长吏，让他们自由行使权力、履行职能就行了。这就是“得士者昌”。 我们看到，“选贤任能”、“以吏为师” 这些古老的儒家传统，在王夫之这里获致了新的意义。
王夫之从来没认为“士”就全是好的，相反，经历了明亡之痛，他对“士之贱”倒是有极痛彻的体会。“士”有种种弱点，所以他们常遭统治者的愚弄、钳制，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王夫之对此持激烈的批判，他说：
士之贱，于此而极。则因其贱而贱之，未为不惬也。恶其贱，而激之使贵，必有所惩而后知改，抑御世之权也。
因其贱而贱之，惩其不贵而矫之者，未有能胜者也。激之也甚，则怨结而祸深；抑之也未甚，则乍伏而终起。故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未闻其治士也。聪明才干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进而导之以兴，斯兴矣。岂能舍此而求椎鲁犷悍之丑夷，以与共天下哉！
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况天下乎？河决于东，遏而回之于西，未有能胜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矫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恶足以测有德者之藏哉！
（《宋论·太祖》“太祖誓不杀士大夫”条）
“因其贱而贱之”、“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都是利用“士”的弱点，或威逼，或利诱，使天下士人入其彀中、相互争斗、疲于应付，“以吏道名法虔矫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这里的“匹夫”，显然指的皇帝或最高专制者那种“孤家寡人”。王夫之批评说，所有这些“治士”的手段不过都是“御世之权”，是机谋权变，是政客所为，其顽劣程度与蛮夷无疑（“椎鲁犷悍之丑夷”），损害士人群体这一政治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对天下国家有害无益，并且，威吓和瞒骗早晚是要垮的，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使矛盾扩大：
激之也甚，则怨结而祸深；抑之也未甚，则乍伏而终起。 （同上）
所以王夫之说，不要“治士”，要“养士”。（以宽松的政治环境振奋士气，这点差不多是明朝人的共识，王夫之此论放到明朝并不陌生和突兀。）是宋太祖开创了一个养士的好风气，王夫之对他颇有赞誉：
夫太祖，亦犹是武人之雄也。其为之赞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学，睥睨士气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几乎天之贮空霄以翔鸢，渊之涵止水以游鱼者矣。可不谓天启其聪，与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且倍蓰而无算，诚有以致之也。（同上）
说宋太祖“天启其聪，与道合揆”是个很高的评价，他当时尽管没有高明的贤才辅佐（赵普之流是不入法眼的），但在养士问题上却直契圣人之心。我们知道，宋代是我国享寿最长的朝代之一，造就了我国古代文明的最高峰，宋文化，就是成熟的华夏文化、中华文化，一直活到今天，宋代的士，更是历朝历代综合素质最高者（“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的著名定论），——所有这些，算是宋朝的养士之报吧！
第二个问题，人主不应当与天下争士。
前已申说，人主的职责是选好用好大臣、师儒、长吏，赋予他们足够权力治理天下，最终才能“得士者昌”。 但有些人主，害怕士人、百姓被争取走了，害怕失去群众，嫉妒大臣们、师儒们能得民心，不由得“愤恚不平”，而导致“与下争士”。王夫之说，君主的这些担心猜疑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一旦形成君臣争士的局面，相当有害：
繇是而猜妒刻核之邪说，师申、韩以束缚缙绅，解散士心，使相携贰，趋邪径，腾口说，以要人主。怀奸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摇荡国是。大臣不自信，师儒不相亲，长吏不能抚。于是乎纲断纽绝，而独夫之势成。
（《宋论·太祖》“殿试进士禁称门生”条）
也就是说，如果人主坚持与“下”（大臣、师儒、长吏等）争士，以自己的意志强加天下，妄图以一种意识形态统驭全社会，逞一己之欲，行权谋之术，则必然怯懦、猜忌、虚伪盛行，大家都勾心斗角、相互利用、阳奉阴违、上哄下骗，于是士群涣散、德性沉沦、社会溃败，最后的结果，是让这个国家形成一种虚弱的专制（“独夫之势成”），这就是治国的失败。
如此看来，王夫之所批判的王者与“下”争士，欲网罗天下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思想文化资源为己所用，究其实质就是与“天下”争士，这是做不到的，这是反天下、反进步。
中国文化有个“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最高统治者，实际上都是以“圣人无为”为美德和标准。做到“不与下争士”，当然是圣人的理想、圣人的实践，儒家的系统也确实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主的，人主可以被督促追求而达不到，但这个“圣王”的标准却丝毫不减弱。
当代史学研究已经证明，明代是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时代，当时言路大开，士气高涨，士官集团的力量足以包裹、限制皇权包括阉宦等各种腐朽势力，包括内阁制在内的一系列显得“超前”的政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近代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相当水平的施政效果。王夫之此处，明确反对君主、最高统治者与大臣、师儒、长吏争士，含有限制皇权、权力分立的进步思想，他来自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他从古老的儒家“圣王”理想出发，却无意走近了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思潮。完全可以推测，如果没有后来满清的入主中原，导致中国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严重倒退，我们早应该可以顺利发展为现代民主国家，尤其是其发展模式很可能和今日西方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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