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刚从太平天国的血泊中走出，又作了件声震朝野的事——在南京金陵书局出版了一位湖南老乡的著作《船山遗书》。于是，王船山，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尘封了近二百年的大学者开始为世人所熟知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争读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甚至八国联军也把船山的书作为珍品掳到了国外。

    当时炙手可热的曾氏兄弟为什么要出版这套书呢？一是推崇船山先生。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也是一位博览诸子百家的学者，相传当年在衡阳与彭玉麟组建湘军水师时，曾特意拜谒过船山故居--湘西草堂。对此，梁启超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又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二是源于其深藏心底的民族情结。此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外国列强大军压境，国家危在旦夕。高扬船山旗帜，主张民族独立自主，坚决反抗外族侵略，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唤醒民众的觉醒。

    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不惜重金刻印《船山遗书》的缘由。

    他或许没有想到，此举，更为历史做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递。
 
                                                                       二

    一位青年是黑夜来的，在岳麓书院门口站了很久。

    这是明崇祯11年（公元1638年）一个冬天的早晨，19岁的王船山到闻名遐尔的深深庭院求学来了。而且在这里一呆就是五年。

    山长吴道行以“朱熹张栻为宗”，治学严谨，一脸冷色。他正在冷傲地等待着春日步上舞台。

    冬日是沉重而死白的寂静，而这千年庭院却春意盎然。那一张张年轻充满朝气的脸庞，那朗朗书声，不就是春天的信息吗？

    王船山怀着欣喜，抱着希望，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

    王船山又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出生在湖南衡阳县曲兰乡，是喝湘江水长大的，自幼受家学熏陶，颖悟过人。4岁入私塾读书，7岁读完了《十三经》，14岁时，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

    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培育着王夫之。身在书院，心忧天下。他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行”，含意就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第二年，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人组建了匡社，“匡”是纠正谬谈的意思。这是一个以东林、复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进行爱国活动的团体。五年过去了。这五年，奠定了王夫之一生的思想品格基础。他要为朝廷做些事情，为深爱着的民族做些事情。他在等待着机会。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秋，做着“中兴”之梦的明崇祯皇帝，谕令全国举荐人才。24岁的王夫之先是考中举人，接着赴京会试，行至南昌，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阻；他不断听到京城传来消息：崇祯皇帝面如纸色地跑到万岁山（今景山），吊死在寿皇亭前的一棵海棠树上。曾经威风八面的大明王朝结束了！

    不久，清军的铁蹄越过了山海关，踏进了北京。随后一幕幕人间惨剧相继出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虽事隔数百年，犹可想象当时的惨状。

    吴道行讲的是宋明理学，强调传统儒者的生命价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正道直行、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儒家理想化人格。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准则，首先想到的是舍身取义。把学生聚集一堂，深深地说，明亡了，我随明朝去！留下绝笔《自述》，“不食而卒”。先生之死，深深地震憾着王夫之。他涕泣不食，与同学一起将吴道行葬于岳麓山飞来石侧。他写道：
 
    不道人间，消得浓华如许色。有情无力，歹带 着人相识。阅尽兴亡，冷泪花前滴。真倾国，沉香亭北，此恨何时释。
                                           ——《点绛唇·牡丹》
 
    这山间庭院是不能再呆了。极目天下，哪里还有净土？

    读书是为了报国，既然异邦不让我们安心学问，那就拿起枪吧！王夫之在离开衡阳六年之后第一次回乡，从此开始了生命的另一种形式。他和同学管嗣裘打算把故乡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血是热的，就要战斗到底，尽管京城失陷，尽管群龙无首，尽管大势已去。几经串联，几经发动，他们居然在衡山聚集了上万人的队伍。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秋的一天，巍巍南岳，拂晓霜严，王夫之高举宝剑，庄严宣告“起兵杀贼！”号令要把清军赶出关外，不杀清妖誓不还！王夫之们把斐然的文采，化作了直冲斗牛的剑光；以读书人悠然的采菊东篱，化作了英雄侠客登高一呼的黄钟大吕。云开了，雾散了，一介书生的血泪誓言，天地也为之动容！

    队伍迅速开赴长沙与清军决战。可只经过几个回合，这支没有经过训练的队伍，就被打得大败。失败总是难免的。王夫之认为，与仇敌战，虽败犹荣，浩然正气长存。他没有气馁，没有被吓倒，秋收筹划第二次起兵。他赋诗说：“野水瑶光上小楼，关河寒色满楼头。韩城公子椎空析，楚国佳人桔过秋。淅淅雁风吹极浦，鳞鳞枫叶点江洲。霜华夜覆荒城月，独倚吴钩赋远游。”登上江楼，只觉“关河寒色”，“淅淅雁风”，大好河山，惨遭铁蹄蹂躏。但“鳞鳞枫叶”仍然傲立寒秋，肃杀之中隐现勃勃生机。“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王夫之击剑而歌，带领一支小队伍去投奔逃亡中的永历帝。永历帝在粤桂称帝，王夫之一去就任谋臣。但永历政权腐败不堪，辖地日蹙。当时“楚、蜀、黔、粤合兵近二百万，精锐者不下三十万，而遏离溃散，以至于亡”。在痛苦和绝望之中，王夫之“退伏幽栖，俟曙而鸣”，开始了在零陵、常宁荒山野岭间的流落。

    一个有志的青年，一个学问家，不能效命于报国的沙场，而像一片落叶，随风飘零，“短襟自寒，朔风摇缸。岁暮薇枯，饥谁与同？”（《五十自定稿·杂咏》）

    前方传来明福王监国南京的消息，王夫之对福王及其大臣史可法等人又抱期待。他说：“江南望，渺渺似云中。五色秣陵芝作盖，三山北固海吞虹。今古几英雄。”（《望江南·本意》）激奋之情，溢于言表。可惜好景不长，当清军把金陵团团围住的时候，旧臣田雄将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福王）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

    在反清复明的阵线里，王夫之以学问和胆识，名扬半个中国。1673年的11月21日，降清以后做了云南土皇帝的吴三桂，穿了大明衣冠，率领若干将士到永历的坟前祭了一祭，祭毕大哭。这一哭， 引起很多人的义愤。随即，吴三桂发布“兴明讨虏”檄文，并从云南派人请王夫之加盟。王夫之拒绝了， “坚避不出，或泛舟绿湘间，访故人以避人”。1678年吴三桂抛弃复明的旗帜，于衡阳称帝。为沽名钓誉，吴派人请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大声呵责： “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

    吴三桂出身明朝武将世家，其舅舅祖大寿是一代名将，自己又受封为平西伯爵。可他数典忘祖，以向清朝借兵攻打李自成为由，引多尔衮入关，灭了三百年明朝江山。王夫之想，吴三桂靠卖国求荣，做了“开国和硕亲王”，现在又梦想与清廷划江而治，平分天下，忘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大道理，这样的人，分明是小人，怎可与其为伍？为了划清与吴三桂之流的界限，王夫之作《祓禊赋》以明志。

    王夫之开始由一个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逐步变成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者。
 
                                                                                 三

    当我沿着泥泞的山路，走向湘江岸边的石船山时，脑海里出现一幕图景：三百多年前，一个壮年汉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归乡的路，青山翠柏，古树参天。斗转星移，当年的林子还是那么茂密，王夫之在哪棵大树下歇过脚呢？

    王夫之回来时，已是1675年的深秋了。林中的鹧鸪跳来跳去，那清血欲滴的啼鸣，莫不是正在战争浩劫中呻吟的广大人民的哀痛？触景生情，他感伤满怀，轻声低吟：
 
    “但南无北，费尽丁宁舌。说与天涯行不得，也似欲啼清血。空山烟雨霏微，离披败叶低飞。乳燕莫夸轻俊，人间何处乌衣?”
    ——鼓棹初集·《清平乐·鹧鸪》
 
    山河破碎，满世界的东西都被异族人夺走了，遗留我辈的还有什么呢？

    灯下，王夫之翻开了宋朝郑旦肖的《心史》。郑旦肖，字所南，宋亡，隐居吴下，自称三外野人，坐必南向，岁时伏腊，辄望南野而哭，再拜乃返。所著诗文集曰《心史》，可称宋之《春秋》，足以补《宋史》之不足。《心史》旧无传本，崇祯时出于吴中承井中，有铁函封缄，世称《铁函心史》。读着《心史》，王夫之不禁感叹：“井底血函空郑重，知音谁与挑灯读？”

    于是，先生率家人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自题湘西草堂，坐南朝北，表明心里向着北方的明朝。十七年后，他在这里作《船山记》曰：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愿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严之漱，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与之清美之风日，地与之丰洁之林泉，人兴之流连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终于此而已矣。
 
    中国文人大多爱山水，山水有清音。石船山进入中国思想文化史其实是一种必然。当王夫之回到曲兰故地，石船山便开始成为不朽，因为它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这实在是一座很普通的山，山不高，像一艘归航的小型航母，静泊于岸边。十七年里，无数次的登临，王夫之熟悉了山上的一草、一木、一石。日久生情，后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船山。今天，新世纪的秋阳洒在石船山上，金灿灿的一片。登临石船山，走近湘西草堂，草堂前的老枫树依旧还在，其根突出，形如伏马。就是这棵老树，伴随了王夫之度过了无数个清静的夜晚。王夫之在他的书里多次写到它，把它比做等待驰骋的骏马，说“枫马绿竹，上下荫翳，荆松侧柏，青葱四时。”

    石船山有情，枫马有灵气。这山，这树，这草堂，是王船山的栖息地，是他精神的港湾。先生在这里开拓了与清廷抗争的另一个战线。秋风里，枫叶沙沙作响，是在期盼主人魂兮归来，还是在述说船山先生一生的智慧？
 
                                                                                 四

    就是在这湘西草堂，王船山对老师吴道行讲得不可一世的宋明理学产生了怀疑，这是不是中国道德的一块玫瑰色的遮羞布呢？在对切身感受到的亡国史和明代兴衰史进行深刻反思后，他写出了《读通鉴论》、《宋论》。接着，他写了《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尚书引义》、《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楚辞通释》、《姜斋诗话》等100多种著述，400多卷，体系浩大，包含文学、史学、哲学、美学、逻辑、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翻开一页页书稿，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只是对异族的仇视，更多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反省；表现的也不只是对朱家王朝的眷恋，更多的是对汉文化的哀挽。王船山探究传统文化尤其是离自己最近、与自身关系最密切的传统文化的得失，并进行了重新诠释和改造。

    在哲学上，王船山提出了“理依于气”的观点，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形态，以一定的历史自觉，“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全面扬弃程、朱、陆、王，批判地终结了宋明理学，精研易学，改铸老庄，旁及佛道，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在天人、理欲关系上具有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认识路线上，船山先生“喜从人间问四方事”，开辟了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批判了宋朝理学的空谈心性，力图根本扭转传统哲学家“论道经邦，◆理阴阳”的狭隘视野；他另辟哲学发展的道路，其“以人造天”、“知行统一”的朴素实践观，与荀况的“天命可制”思想和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思想一起，形成我国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坐标点；他注重自然科学，吸取当时“质测之学”的新成果和“核物究理”的新方法，具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新特色；其“明有，尊生、主动等大义，是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把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预示着新的哲学胎儿已躁动于母体之中而即将出世。在经济思想上，王船山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和“金钱者，大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的新命题，反映了他对商人、商品经济社会作用的新认识。

    传统中国哲学有辉煌的过去，与公元前希腊的辉煌时代相比，我们有诸子百家的繁荣；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繁荣相比，我们有汉文化的灿烂和定儒于一尊的哲学创造。文艺复兴孕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创造，而宋明理学则理性化了封建制度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宋明理学毫不逊色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辉煌，是中国文化的骄傲。而船山先生的贡献在于，宣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作为十七世纪哲学原野上“破坏启蒙”的播种者，他的思考，表明中国哲学还能面对当时社会的迫切需求而再生华辉。

    王船山发扬敢于“行与世违，言骇众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保持了襟怀坦白，谆谆善诱，不记前嫌的风度。在王船山看来，一个有高尚节操的人，一言一行都应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 “公”心，而不应计较个人得失利害。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王船山认为杜甫这种为个人生活所迫，甘愿忍受屈辱，仰求与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陶渊明在《乞食》诗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何所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则倾怀。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王船山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宁愿乞食，这种性格，过于孤傲。以上两者，前者缺乏刚正的气节，后者不以忠爱为先，都是不足取的。所以，他十分赞赏屈原那种对祖国和人民的耿耿忠心，“蔽屈子以一言曰忠”，批评刘向、王逸把屈原说成只是“以不用见逐为怨”，认为那是对屈原的侮辱。他愤慨地写道：屈子“忠谋章着，而顷襄不察，誓以必死，非悻悻抱愤，乃以己之用舍，系国之存亡，不忍见宗邦沦没，故必死而无疑焉”，“刘向、王逸之流，惟不知此故，但以不用见逐为怨。使其然，则原亦患失之小丈夫而已，恶足与日月争光哉？”（《楚辞通释·九章·思美人》）在王船山先生看来，坚持以“忠爱”为本的气节，既可以“炼性保命”，也可以从容不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五
 
    明清易代是天崩地裂的巨大社会动荡。生不逢时，使王船山历尽苦难；然而又是这种“天崩地裂”，孕育了一代大儒的宏篇巨著。

    我们可以作许多假设。如果明王朝继续存在，王夫之的仕途也许很顺利，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多一个好官；如果迎合清朝，随了大流，苟且偷生，王夫之将衣食无忧，也会有一官半职；如果……这些仅仅是如果。

    明朝气数尽了。连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的秦淮名妓李香君血溅桃花时，都曾凄婉哀叹“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吧！大明不好，朝代可以更替，但王船山坚持政权不可落入异族之手。对此，他在《黄书·原极篇》里说：“皇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为什么“不可使异类间之”呢？“异类间之”，即意味着野蛮、愚昧代替文明，落后代替先进。他认为，历史是前进的，而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不能把历史拉向后退，不能让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先进的民族。满洲贵族入主中国之后，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先是以惨烈的武力屠杀和严酷的精神桎梏兼施并举，甚至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案；在政权逐步巩固以后，也表示了一些姿态，借以笼络人心，缓和民族矛盾。比如康熙在征战吴三桂以后，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推荐人才，并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儒科”。这次被推荐、征召的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人。其中有个叫傅山的，一首“一扫书袋陋，大刀阔斧裁。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其气势令康熙羡慕。被推荐后，又被强抬进京，当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宁死不应考。但康熙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中书舍人”。面对康熙的这种宽容，天下文人还有什么不能接纳的呢？

    此时此刻，重复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逻辑之后，剧烈动荡的神州大地已经变得安静起来。人们开始思考，谁是可栖之木、可事之主呢？为了一斗米，一些曾经信誓旦旦的读书人，摇身一变，成了新政权的附庸和追随者。

    但也有例外。王船山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使他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他以为，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便要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王船山拒绝了与清王朝的合作。凄绝听鹃桥畔客，临终呓语问幽州！

    为大明王朝送终的，只剩下这样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这些人，有的深痛亡国之创，又感到无力与当权者抗争，于是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君子”；有的竟至削发为僧，走入沙门。他们那不为世用的思想，虽不足以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来说，都没有奴颜媚骨，从而表现出了不愿折腰事权贵的高尚情操。

    而王夫之采取的是反抗与不合作的态度。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人，王夫之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在经受了事业的巨大挫折之后，又感悟到人生的痛苦。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身同槁木而心未死，仍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自己的不屈坚贞，留住人间一点春色。这个“春色”，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传统，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播下民族文化的优良种子，以期在将来盛开出满园的春光。于是，一间草堂，著书立说，长歌当哭，尽情挥洒情感和思想，用文字来填补心灵中伤痛的空间，吟咏华章，激扬文字。
 
    乾坤看一笑，愁到何时了？
    抛掷与征鸿，霜宵唳晓空。
        ——《菩萨蛮·遣愁》
 
    石船山下，王船山的无限痛楚的呼唤，仿佛在霜宵与晓空莫辨的时候，在茫茫宇宙里长征的飞鸿的哀唳！声闻九皋，响彻千载！

    尽管写了那幺多书，但王船山却总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梦里河山，依稀如旧。《船山记》说：“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可见王船山对清统治者的一贯态度。王船山的儿子王敔在《行述草册》里记载，先生在七十三岁时写了一首绝笔诗和自题铭旌。

    “年七十三，冬尽于垆间成律诗二首。其一曰：‘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是酬清夜，人间一字无。’此亡考绝笔也。”

    “遗命禁用僧道，自题铭旌曰：‘亡国孤臣船山王氏之柩’”。

    王船山写这遗言的时候，已垂垂老矣，但他胸膛里，燃烧的依旧是熊熊的火焰，奔流的依旧是沸腾的热血。当时他是不是记起南宋思想家陈亮的千古豪言：“男儿到死心如铁”，这已无法揣测，但左一个“亡国孤臣”，右一个“亡国孤臣”，宁愿在人间不留一字，也不愿与清朝合作的态度，表明了他一生都把忠于明朝，反对清政权作为坚持民族大义的基本原则；他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那种永远不向坎坷命运屈服的人格力量，最具悲剧力量而又震憾人心！

    而对现实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坚挺心境，又让王船山感到“残梦京华难再续”，唯有重新调整人生的奋斗目标，在另一条战线上来与清廷抗争，他选择了崇尚实学的道路，“守正道以屏邪说”，“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苦读寒冬，疾书酷暑。王船山怀抱着故园遗恨，并把它作理论的沉思，不仅竭尽全力弘扬中华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传统，鼓动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而且沉潜于历史，寻找华夏发展足迹中的历史规律，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后来者复兴民族大业的借鉴。于是，他成了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和学问家，以一生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做着文化的传承和转生。
 
                                                                         六

    有趣的是，一代大儒王夫之在湘西草堂潜心著述的时候，满清的康熙皇帝正在京城钻研朱熹哲学。他把一大批理学家网罗到身边，进行学术探讨，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康熙的目光是警觉的。他敏感地预见到王夫之以及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正在走改造学风进而改造民族文化的道路。这种学术趋向，不仅是与明代以来汉文化的空疏、虚骄、愚妄相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与封建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景观。康熙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学风改造的后果，于是他坚决地通过意识形态的干预压制了这股思潮。

    这个朝代刚开始，满洲贵族正雄心勃勃，还要风云数百年。王夫之，一个儒家文化培养出的高贵灵魂，宁可遁迹荒陬，身居瑶峒，“启翁牖，秉孤灯”，“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始终不肯走进满清的庭院。他是在心理挣扎中找到了希望，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在他看来，国家政权虽然丧亡，但作为民族灵魂的精神文化绝不能与之偕亡，只要精神不 死，终有民族复兴之日。他坚持、发掘和传播的传统文化，不正是未来民族复兴坚实的理论基础吗？

    王船山先生的实践与生命，就这样仿佛千古苍翠的石船山，凸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仿佛一面覆盖时空的大旗，在众多人心里猎猎地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