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武汉大学
 

 

于衡阳岳屏公园
 

 

于四川音乐学院
 

于炎帝陵
以上均为肖晓阳教授近照
 

摘 要 明代文坛，模拟之习相仍，学古者相率为伪，反对者流于俚俗。针对修辞立诚传统丧失、古雅精神衰微的现状，王夫之提出了崇古尚雅的主张。同时，崇尚个性思想的发展冲击着儒家的理论体系，为了挽救了道学家诗论的危机，王夫之倡言诗中情志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以为诗歌是诗人情感与礼乐精神的体现，把兴、观、群、怨看作“四情”，确立了把《诗》中“四情”作为衡量诗歌是否雅洁的准则；其实质，是要求诗人发扬《风》、《雅》比兴反映现实的传统，肩负起文以载道的使命。

关键词 古雅 “四情” 革新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王夫之的诗论是其哲学与伦理思想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很强调文学的正统性。诗文历来被奉为文章正宗，在文章中诗歌是传承道统的首要载体。船山作为晚明大儒，诗论中体现出浓厚的文以载道思想。本文试图考察船山论诗的主张，分析其批评标准，探寻其内在精神，以揭示船山诗论的实质。 

 

一、论诗主张：崇古尚雅

 

    在晚明诗坛上，效前后七子拟古者，一味模仿古人形貌，失其精神；学公安、竟陵者往往师心自用，流于俚俗。作诗者夸学炫巧，论诗者褒贬失实。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王夫之提出了崇古尚雅的主张。

王夫之论述诗文之作，行文中语含褒贬，观点鲜明。论及《诗经》，将它奉为圭臬 ；谈论明代，言语中颇多微辞，也不乏批判。以为诗文之高下，当以《诗》、《书》为准：“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1] P815}二者相比，《书》之文约而意广，《诗》则辞达而情深，《诗》为最上一层。在评述陆云《谷风赠郑曼季》时说：“玉质相金。四言之制，实维《诗》始。广引充志以穆耳者，《雅》之徒也。微动含情以送意者，《风》之徒也。《颂》为乐府之宗。”^{[1] P4726}指出了《诗》的开创之功，将它认定为后世诗歌的典范，并对后代诗作进行了分类：叙志之作源于《雅》，抒情之篇近于《风》，乐府之什起于《颂》，溯其本源，皆出自《诗》，可谓《诗》之流亚。不只是四言诗歌，五言与七言诗也以《诗》为最高典范：“自汉已来，凡诸作者，神韵易穷，以《诗》补之。故引之而五，伸之而七。藏者不足，显者有余。”^{[1] P4726}在船山看来，五言、七言诗不过是四言的变体而已，而且字数越多，离《诗》的含蓄越蕴藉越远。

针对时下流行的俚俗之风，船山提出了作诗尚雅的主张。对《诗》的赞赏，始于对《雅》的推崇。船山论及古诗，多以《雅》为准。认为“《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2] P141}评选古诗，首要目的如刘人熙《唐诗评选》序中所说，在于“分别雅郑，考镜得失。”^{[1] P4853}不只是称赏文辞之古雅，更重在诗歌精神的雅正，力黜华艳浮靡之风，以抨击晚明以来乖离经典、师心自用的文风，故后来王国维有“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3] P33}之说。评班固《灵台诗》说：“几于《雅》矣”^{[1] P4719}，班固诗作，钟嵘讥评它质木无文，船山赞赏其拙朴近雅；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醇雅自然，船山以为妙夺天工，直追风雅；曹丕《于谯作》慷慨激昂、兼济之志溢于言表，船山对它大加赞赏：“柔于《鲁颂》，雕于《小雅》，不及古人者此耳，它固不灭。”^[1]P4756将它与最高的典范相比较；船山评述六朝的五言近体时说：“溯自西晋，迄乎陈隋，采诗若干，著近体之所出。如是节以清浊，傅以经纬，则岂不高于王、骆，雅于沈、宋哉？”^[1]P4831称许六朝诗歌为高雅，佳处胜于初唐；说到唐宋，以为“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2]P66 “一失而为白乐天”，“再失而为苏子瞻”^[2]P66；船山对宋元之诗，大不以为然，称之为“恶诗”；论及明诗，常常出语针砭时弊，指出文坛末流“所尚异科，其归一也。”^[2]P99那些自诩为“大家”、“才子”的诗人们，在船山看来都归于浮浅。船山以为宋元明三代文学与古雅相去甚远，批评范围并不局限于诗歌：“曾、苏之于古文，王、唐之于制艺，曾不足以供夕堂一哂。”^[1]P4681以为曾巩、苏轼的古文，王慎中、唐顺之的制艺之作，流于俗滑轻率。这是以《雅》来要求作者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船山之所以要弘扬诗歌尚雅的传统，把《诗》、《书》看作典范之作，还在于期望实现以雅求真构想。船山诗论之古雅，并非明七子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诗力黜模拟剽窃，不在于酷肖古人之形貌，而在得其精神，倡言诗歌除去浮辞、曲写心灵。《诗广传》论及《召南》时说：“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1]P721在论述《大雅》时，阐发了《易》“修辞立其诚”的思想：诗人缺乏真情，导致了“贼与乱”，“伪人逞其伪辯之才，而烦促捭阖，颠倒黩乱，鄙媟之风中于民，而民不知，士乃以贼，民乃以牿，盗乃以兴，国乃以亡，道乃以丧于永世……，韩愈、李翱、元稹、白居易、苏洵、曾巩之辞兴，而天下蔑不伪。”^{[1] P794}认为人们失去了诚心，炫耀诡异之才，不只是有乖于《风》、《雅》，更严重的后果是使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导致了天下人相率为伪、国灭道丧的灾祸。诗文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韩李之标新、元白之俚俗、苏曾之造作，都有乖于古雅醇正的方向。船山此论有理有据，虽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意在给逞伪者当头棒喝，以扭转文风。

正因为诗歌创作缺乏立诚的态度，明代诗歌缺乏反映现实的新内容，缺少清雅刚健的新气象。明代后期的李贽早就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4]P99船山崇古尚雅，对假言深恶痛绝，对假文的后果认识得更为清楚，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以尚雅来纠伪，评选古诗就是要借古人之诚批当世之伪，以改变诗歌创作的现状。同时，以古雅为宗的观点与明清之际批判公安与竟陵、汲古返经的学术思潮不无联系，明末几社文人就有《壬申文选》之刻，作者仿《昭明文选》体，“海内争传，古学复兴矣。” ^{[5] P12}崇尚雅正以别于流俗。不过船山之论直指逞伪的诗风与士风，更为深入。

二、批评标准：《诗》之“四情”

 

在探索中国诗歌发展历程时，船山从考察具体作品入手，循末以返本，观澜而溯源。通过细致的推究与考察，船山认定《诗》、《书》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具体说来是由元明以及宋，由宋以入唐，经唐而及古诗，由古诗溯源而达于《诗》。如称道祝允明《述行言情诗》“空千年，横万里，仅有此作，要一一皆与汉魏人同条共线。” ^[1]P5047将它与汉魏诗相提并论；评高启《堂上歌行》说：“熟诵《三百篇》及汉人乐府，方知其妙。” ^[1]P4984论诗直溯其源；评述徐渭《严先生祠》：“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1]P5110力图找出它与《诗》的关联，理清诗歌发展线索。以此为基础，凭借《诗》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确立了以《诗》为尺度的批评标准。在船山诗论中，诗是礼乐精神的体现，“乐语孤传为诗”。^[2]P36礼乐是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乐之功用在于“引性情以入微” ^[2]，《诗》是诗的典范，在《诗中》，乐语的作用表现为兴、观、群、怨四端。可以“用一个‘情’字将它们统一起来”^[6]P64，称之为“四情”。其立论根据是“周尚文，文用以情。”^[1]P717崇尚周礼，与其哲学思想妙合无垠。船山在论述兴、观、群、怨时要求读者“出于四情之外”，又“游于四情之中”^[2]P4，已经感受到诗歌中还具有比情感更深的文化意蕴。但据此可见船山论诗以“四情”为准，是儒家礼乐精神在诗文批评领域里的具体运用。

“四情”不只是以往批评家所谓的的兴、观、群、怨而已，它体现了对诗歌中情感的重视，它将晚明以来尊情思想纳入了儒家诗学体系中。标准一旦确立，古往今来诗文之高下自然据 “四情”来重新判定。把它看作诗歌发展的脉络，并依据“四情”对中国诗歌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2]P41《诗》之妙处在于能达“四情”，此后只有“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十九首》感人至深，李杜有时也能到达此种境界，宋人所作则已为“恶诗”——船山尝谓有宋“一代无诗” ^[2]P104，以为宋诗议论多而情辞少。明代也有达情之作，故作《明诗评选》，以彰其卓荦不群者。船山在诗歌批评实践中往往是古非今，并非毫无根据的谬论，而是根据其批评标准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船山“四情”来品评前人诗歌，指出前人诗歌的缺点，往往切中要害。评及陶潜诗歌时称“其量不弘而气不胜”，是“似衲子”之诗，讥评《乞食》之作诗格卑下。批评杜甫有些诗歌，貌似“情事朴率”，其实“装名理为腔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1]P4916。至于明人李梦阳、李攀龙之诗，“心非古人之心，但向文字中索去。”^[1]P4988更无真情可言，自然卑下。此论以“四情”为评点标准，尚真嫉伪，一反常人附和之说，见解独到。虽时有过激之辞，然而振聋发聩，表现出超人的胆识与求真的态度。

船山沿波讨源的方法、以《诗》为归的观点与当时的学术思潮相一致。钱谦益在《袁祈年字田祖说》所陈述的观点中也有通过追溯诗歌史探寻诗歌本源的意味：“《三百篇》，诗之祖；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7]卷二十六}陈子龙的思想与船山更为接近，以为：“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 P25）^{[8] 卷二十五}而船山之论更为系统深刻，通过追溯渊源发现了《诗》的精妙之处，认为只有《诗》才是诗文之源：“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2]P1更加看重《诗》的崇高地位，并吸收了晚明思潮中尊情的观点，把是否具备《诗》中“四情”作为评定诗文高低的标准，体现了道学家诗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三、内在精神：变革现实

 

船山论诗，重《六经》而以《诗》为指归，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其内在精神在于弘扬古雅精神，致力于改变当日诗歌创作的状况，要求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追求高雅醇正。

船山主张诗歌抒发真情实感，反映现实生活，拈出兴、观、群、怨“四情”，就是要在诗歌领域内变革现实，改变当时虚伪与浅薄的文风，同时给后世论诗提供一个准则。这与湖湘派重视践履的精神相一致。《读通鉴论·叙论四》所言极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P3346当“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1]P3346要求所使用的准则适合时代的需要，诗之高下决于“四情”就是这种进步历史观的体现。民国五年刘人熙《古诗评选序》说：“旨哉，衡阳王船山之善于自状也。‘《六经》责我开生面’，诚其开生面也。” ^[1]P4678“昔先师孔子反鲁正乐。” ^[1]P4678“遂立千古诗教之极”。“船山《诗广传》又从齐、鲁 三家之外开生面焉。又评选汉魏以迄明之作者，别雅郑辨贞淫，于词人墨客唯阿标榜之外，别开生面，于孔子删诗之旨，往往有冥契也。”^[1]P4678刘氏将船山论诗、评诗、选诗与确立论诗标准看作是与孔子删诗一样泽被后世的经国大业。船山一生，志在匡复社稷，见大厦之将倾，意欲重整乾坤，如孔子之见周道衰微，奔走四方。孔子作《春秋》，善善恶恶；船山以“四情”为标准，意在挽救古雅精神于衰微。自古有孔氏删诗之说，孔子论《诗》赏其兴观群怨，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将诗与礼乐结合以勾画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船山以《诗》中“四情”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本在情理之中。当时世风日下、文坛诗风不振，立兴、观、群、怨“四情”以去诗文中之伪、劣、鄙、俗势在必然。

船山的诗歌批评标准针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实践而发，并将它运用于批评实践之中，对明带诗歌创作现状进行了猛烈抨击。以“四情”为出发点，倡导诗歌创作中的“诚”与“雅”，反对“伪”与“俗”，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当日诗坛中盛行的门户之见与作诗俗套。诗人一入门庭，便失去真性情，无诚可言，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伸纸挥毫，雷同一律，所做的无非是“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仿而夕肖。”^[2]P104当时所谓“才子”，作诗千篇一律，相互标榜，天下响应，造成诗格日下的局面。李何导于前，王李倡于后，“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2]P112所作皆模拟剽窃，全无性情可言，对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门庭之外，还有几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师者，有似游食客者。”^[2]P146船山以为王衡、谭元春，钟惺、陈继儒，陈昂、宋登春就是这类诗人的代表。凡此种种，表现形式不同，粗俗鄙俚是其共同特点。

在指出明代诗坛弊病的同时，船山又高度评价了当时诗坛上不随波逐流的诗歌，作《明诗评选》，赞赏其情真与“自得”。评价乐府诗《乌夜啼》时就称道诗中的独到之处：“借古题作新诗，奇不怪，文不醋，曲不杂，自不入时。”^[1]P4982称赏其不入流俗。明代一些诗人，也得到了船山的高度评价：“若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炳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次则孙仲衍之畅适，周履道之萧清，徐昌谷之密赡，高子业之戌削，李宾之之流丽，徐文长之豪迈，各擅胜场，沉酣自得。”^[2]P99这些诗人不随人作计，各有长处，是有明一代诗人中的翘楚。其实这些诗人未必都很有成就，船山论诗不忘举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可见船山论诗并不一味崇古。刘人熙所见得船山选诗之精髓：“《夕堂永日》评选明诗，合万古而成纯，不知有汉、魏、唐、宋之界线。”^[1]P4977不以时代，而以“四情”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

船山论诗不拘泥于古，不仅仅体现在评选明诗上。《古诗评选》指出：“必谓汉人乐府不及《三百篇》，亦纸窗下眼孔耳。”^[1]P4684论诗亦不废六朝，评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时说：“变《雅》中的如许尽理成章者亦少，况汉魏以下乎！”^[1]P4790至于李白的《上三峡》更是被称为“真《三百篇》，真《十九首》。”^[1]P4883从中可以看出，船山论诗善于作具体分析，以情之真者为上。

船山以《诗》中兴、观、群、怨“四情”来衡量诗歌的高下、纠正诗歌弊病，与唐代陈子昂、李白重视《诗》中比兴之义，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并直追风雅，对兴观群怨进行了重新阐释，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关于群与怨：“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2]P4与《诗》、《骚》的哀怨之思合契若神。其中既有儒者的精神追求，又深得楚文化中“美人”、“香草”之义。当然，把《诗》中兴观群怨看作“四情”与诗人个人的情感还有一定距离，兴观群怨虽然与喜怒哀乐有关，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情感本身。作为评判诗歌高下的标准的“四情”，包涵着艺术与道德两种因素在内，船山将情景融合、心物一体的观念巧妙地用“情”统一起来，体现了对“情”的重视。它批判地吸取了公安“性灵”、竟陵“幽情”之论，并化个人之“幽情”为通天下忧乐之“情”，融入自己的诗学体系之中，体现了船山思想的博大精深及理论体系逻辑之严密。

船山试图以《六经》来重建中国社会伦理与道德、以《诗》来重振古典诗歌，由此建立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这种宗经尚雅思想与明“七子”以来重视古人格调与形式的复古思潮有很大区别，把诗看成是明道之器，而不以能文为本；与公安、性灵派重视个人“幽情单绪”的主张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基础。但把《诗》中兴观群怨称作“四情”，表明了对个性的关注。在批评中以“四情”为标准品评文学作品的高下，站在开明道学家的立场吸取二者之长，拈出“四情”，体现了要求改变诗歌现状的愿望和以儒家思想者为根柢的思想者不懈求索的精神，与船山哲学思想相辅相成，与其进步历史观有机地融为一体。所谓船山诗歌史观倒退论，不值一驳。近代王闿运论诗倡言复古，以经学为根基，以古雅为好尚，以情感为指归，要做“学人”不作“诗人”，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邓绎《藻川堂谭艺》专列“比兴”一章，也是船山尚雅尊观念的深化。有人说船山诗学是儒家诗学美学化的最后完成，其实，从尚雅尊情的角度看，它预示着中国近代诗学变革思潮的兴起。

 

 

 （作者系衡阳师院中文系副主任，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