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了一些研究船山先生的书籍文论，在浩繁杂陈的厚重文字中，深切地感受着先生故去后的近四百年里仍有那么多的追慕者在不遗余力地探寻他木屐划过的足迹，也深度地审视着先生在那不足盈亩的土木旧居里放飞的思想竟然会如彼悠远地触动着一代又一代求真历志之士奋勇济世的灵魂。曾经，也就是五年前，作为船山故里的后学之辈，我在家乡的图书馆里把散落泛黄的《船山遗书》大略通览了一遍，不过那时并未作深入探究，只是以一个同乡的身份揣着一颗敬仰的心在穿越、在拜谒。如今，当云涌般有关船山思想解读探微的著作或文论堆集在案头时，我的心灵总是在不停地翻阅中不停地震撼，其实，震撼的不仅仅是船山的文字或有关船山的文字，而是船山思想的光芒在300多年的时空隧道里映射下的那一个永恒的背影，历史前行的脚步竟然吻合在船山背影的渐行渐近处。故而，再次捧读船山，最浓的感觉便是，中国的历史正从船山的深处款步走来。

一种思想的闪现是需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反复映照中来完成的。船山先生告别乱政退隐田园湘西村著述40余年，以为后世提供经世致用之学为出发点，“六经责我开生面”，对他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论和创新，著成《黄书》、《宋论》、《谈通鉴论》、《周易内使》、《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谈四书大令论》、《新记章句》等多达400余卷、800万言的煌煌巨著，横涉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史学、法学、教育、九流百家诸多方面，从而自成一体地铸成了足以光照古今的船山思想。
    仔细品读着船山的思想，其义境之精髓无不源自于趋时就实之顺然。所以，我以为，船山思想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那个不可预知的动乱年代，王船山勇敢地面对改朝更廷、社会变革以及传统文化内在危机的历史挑战，站在历史的高端，对社会历史深刻反思，对传统文化批判总结，自觉置身于现实生活中，承担起从思想领域去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重任。乘槎以穷河源，纳川而归大海，推陈纳新，开辟生面，创立他那超越前人的博大精深、气势宏伟的思想体系。随着船山著作的刊行，船山学研究的深入和船山学说传播的广泛，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不断走向社会，其务实求真、趋时更新的理论品质，闪烁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经世致用的鲜明特点，从而具有时代生命力，对后世，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魏源、唐鉴到陶澍、贺长龄、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从谭嗣同、梁启超到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章士钊、宋教仁，从杨昌济到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无不直接或间接从船山学说中受到启迪，尤其是船山实事求是、趋时更新的唯物思想，儒家“正学”的伦理思想及其“以民为本”、“以德为本”、“德法兼治”、“严以治吏、宽以善民”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光芒四射，激励人们“改革中国与世界”。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五年，曾国藩就先后论述船山《谈通鉴论》、《论文广义》等10多部著作，从中吸取“至诚实有”、“实事求是”、“力行第一”、“乾坤并进”、“一分为二”等思想营养，深入治国用兵的方略之中。

“戊戌政变”的那段英雄的历史在船山思想的熏召中书写。变法六君之重要代表谭嗣同对王船山更是推崇备至，他在长沙开办新学，设立南学会，还亲手编撰《船山学报》，其许多变法理论就直接师承于王船山。船山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天地之化日新”、“更新而趋时’的运动观，从一开始便为维新变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船山“道随器变”的求实主变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进化论，赋予了谭嗣同同顽固派和洋务派“冲决罗网”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储备。而且，维新派在批判君主专制和倡导民权时，对船山的民主思想也甚为重视，将他与民主启蒙大师黄宗羲相提并论。无怪乎，谭嗣同对其精神导师王船山作出的最后评价也是如此之崇高：“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当历史不停地在自己的手头翻动，不难发现，其艰难演进的步履尤然径直引自于魏魏船山的深处，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走过的足记更是在弯弯的山路上印得深沉。

当腐朽的满清王朝在际会的风云中苦苦挣扎时，当民主共和的新型理念在中国近代史的扉页中隐隐萌动时，王船山的“汉室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的“攘夷”思想，“扶长中夏”、“强干自辅”的民族独立自强思想，“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的光复思想，成为了清末资产阶级民主斗士揭竿革命战线上的一面面战旗。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其会员即在香港、南洋、日本一带传播王船山等人的民族思想；1902年，上海的革命者单独刊行王船山的《黄书》；1903年邹容作《革命军》，宣扬驱除满清，恢复中华；1901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主题思想即王船山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1905年，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斗争目标，其誓词之一是援引船山之语：“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1907年，革命军政府发布《讨满洲檄》，其口号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等。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刘通一等湘籍志士，更是船山精神的生动体现者，他们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章太炎说：“船山学术为汉室光复之原，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乎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成为了船山思想的极力推崇者。1914年，船山学社刚刚成立，他就踊跃参加。1920年，他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并兼任船山中学校长，为研究、宣扬船山学说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成为了船山学说的推崇者。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这块阵地和学社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带领学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成为领导全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中坚。船山学说和船山学社，对于毛泽东来说，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1956年，船山学社重修峻工，毛泽东又再次书写“船山学社”四个大字，以纪念这位伟大思想家。1958年，毛泽东再次把王夫之列入中国古代唯物思想家之一。另据相关资料介绍，毛泽东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谈到王夫之评价柳宗元的《封建论》有关论著，虽不说毛泽东与王夫之的看法完全相同，但意味着历史经验对于创新的启发作用。而中共第三代领袖人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与时俱进”的思想和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难看出是对船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从船山学说的深刻内核中脱颖而来。

从研阅与船山有关的大量文献中，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船山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有着无穷的深远，中国历史的脚步也一路沿船山的通幽处奋然走来，也必将注定向着当今或以后的更广更远的天地昂然走去。这不禁让我想起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的一句话：“明清之际的船山倡言‘道莫盛于趋时’，这是湖湘文化求变的历史信号。其实，船山既是湖湘的，又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是的，船山是大家的，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仰止，更需的是继续扛着历史的大旗向着船山更深处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