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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相传孔子曾修《诗》《书》，辑《礼》《乐》，序《周易》，撰《春秋》，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研究政治、解惑人性、传播道德，被中国人尊称为万世师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孔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中国人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因为当时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日趋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华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所以《论语》八佾第三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在那个礼崩乐坏，天下无统的时代，一些中国先民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孔子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并且以儒家撰稿人的身份而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国学大师钱穆更认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所以孔子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孔子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如果没有孔子，用宋儒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怀着与人为善的理念，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之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孔子之礼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礼制秩序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都是兼容的。今天，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民主理念的传播，受益于欧洲的启蒙思想，殊不知欧洲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是从孔子思想中吸收了理性与民本意识的，并以此来反对教会神学统治和封建专制政权。法国启蒙泰斗伏尔泰在其《哲学辞典》一书中说：“我认真读过孔子的全部著作，从中吸取精华；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看到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伏尔泰之所以推崇孔子，是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他看到了理性、民主和公平。因此他在《论孔子》一文中写道：“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而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道德》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孙中山是中国倡导民主的第一人，也是把西方民主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当有日本记者问到他的民主思想来自哪里时，他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
然而在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却被拒之于中国文化的门外。孔子为什么会被新文化运动打倒呢？一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夜袁世凯在称帝时搞了一场尊孔运动，二是因为历代帝王都尊孔，而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科学和民主，即当年红极一时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由于袁世凯和历代帝王都尊孔，所以新文化运动就把孔子当作了民主的敌人和封建主义的旗帜。其实这是对孔子的误解，也是对民主的误解。袁世凯尊孔，纯粹只是一场闹剧，正如他称帝一样。在袁世凯称帝时，孔子尚未被打倒，所以袁世凯的称帝与尊孔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历代帝王尊孔，其实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皇帝是真正按照孔子的主张来治国的。虽然自西汉以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独尊儒术，但整个政治构建却是沿袭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而秦始皇是反孔的，其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法家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汉宣帝在告诫儿子汉元帝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历史上真正贯彻过儒家治国主张的唯有唐太宗，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采用何种治国之道进行过一场辩论，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等主张采用法家的思想，而魏征则主张采用儒家的思想，对此唐太宗晚年曾回忆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从而才有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
事实上孔子与民主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因为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尊重民意，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施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以人为本，其所作所为必须体现对百姓的关爱，并让百姓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现代民主政治和孔子的仁政思想虽然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完全一致的。民主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允许言论自由。虽然专制时代高度钳制舆论，但这一做法不是源于孔子。因为孔子思想产生于一个言论开放的时代，其主张多是对时政的批评，儒家士人因为沿袭了这一传统，所以才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对待持不同意见者，孔子向来反对使用暴力，而主张通过说服感化的途径达到一致。鲁国权臣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因为不毁乡校，允许百姓公开议论时政，而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儒家思想的重要继承人孟子，对民主思念的阐述更加清淅明白：“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提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张。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现代中国最不民主的时期，权力高度集中，舆论严加管制，具有民主理念的孔子，同样被指斥为反民主的代表。值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孔子作为反民主和封建主义的形象，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仍然难于消除。
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那么，孔子曾经拯救了我们，并牵引我们的民族走过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可是现在谁来拯救孔子呢？孔子是一个仁者，而我们当今社会却少仁人。孔子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如今魂不附体，我们才会如此的浮躁和麻木，像一个失忆者迷途在一个没有信仰支撑、没有道德规范的精神荒漠。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制度转型的时期，旧的传统就像一件蒙尘的古董，令我们生厌和废弃，而新的意识形态又如此的意乱情迷。那么何种人文思想，何种道德规范，何种治国理念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木铎呢？著名学者秋风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中断言：“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而英国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则认为，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那么，归来兮，已经远去的孔子；归来兮，飘忽游荡的华夏民族之魂。
(责任编辑：周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