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发表中国人权白皮书，其中有一段看似平淡的数据公布，引发了全国百姓的热议。这段话是这样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按照这个数据，中国公务员数量为：290万÷7.4%=3918.9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数是13.7亿人，13.7亿总人口÷3918.9万干部人数＝35人，就是每35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公务员。不过有好事的中国百姓说这个数据不对。如果要算得再精确一些，把公务员本身不作为供养人，那么应该是：(13.7亿－3918万)÷3918.9万＝34人，即约为34个百姓养一个公务员。但如果真要精确，上述说法也不对，因为上述说的是在职的干部，国家还有很多离退休的干部，退休的干部最少也占了全部干部数量的15%左右，那么就是3918万X15%+3918万=4506万，官民比为例为：(13.7亿－4506万)÷4506万＝29人。另外，中国还有准公务员，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干部、各类公办学校管理干部，准公务员人数保守估计为公务员人数15%，准公务员数最少也有600万左右。
    如此庞大的数字，压在老百姓的肩上，咋看会两腿发软。但是，立即有人站出来辩解，据他提供的统计，世界主要几个国家的官民比例是这样的：美国1:12；法国1:12；日本1:28；英国1:125，由此可见中国的官民比例不算高。这样说，中国人口基数大，官员绝对数量大，但相对比例小。我没有考证这组数据的真假，也不晓得外国统计口径是不是与中国相同，按此君的数据，首先我们得承认官民比例越小越好吧。这位辩解者犯一个常识错误，例举的这几个国家中，他是拿比例最差的美法比，而不是拿较好的日本比，更不是向最好的英国看齐。中国人就这鸟德性，说他差，就拿最差的比，还真以为是赢家！前几年，有学者对我国历史上官民比例做过统计，西汉时是1:7945，唐高宗时是1:3927，清朝康熙年间是1:311，新中国建国初期大约是1:600，目前的官民比例已为历史之最。比例之悬殊，不能不惊叹，不能不摇头，不能不叹息！这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抑或是后果？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真的希望回到唐朝，如果以现在科学水平，以现在亩产1000公斤的丰富物产回到唐明，大家可想像是什么样的美好：必是夜不闭户，吃不完用不完，歌舞升平的极乐天堂！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表示，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目前中国公务员队伍正以每年增长100万的数量递增。如此恶性膨胀，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唱了好多年，老百姓就象看潮一般，一直看不到边际看不到岸，潮来潮往，公务员队伍依旧浩浩荡荡。国家机构精减人员，越推越不动，越喊越失控，越减越见肥。中组部、中编办在2009年初就曾下发了《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规范地方政府的副职配备超编问题，此文此举根本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系统地去解决问题，当然收效甚微了。
    不是笔者危言耸听，中国机构若不及时痛下决心动手术，必由重症变顽症，必由顽症变绝症。遏止官员的恶性彭胀刻不容缓。中国机构精减，真的有这么难吗？是上层没有决心，还是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还是中国现代管理体制问题，是体制放任？有问题必然有其原因。
追溯原由，我们无法回避历史根源，也必须正视社会现实。首先，读者朋友可随笔者一起回头看看封建社会判案：我们常在电影、历史剧中里看到封建社会的政府机构是这样的，黎民百姓有冤曲，要想报官，就直接去衙门击鼓，三通鼓鸣，如果是负责任的县令，上班时间必整衣冠升堂，马上派衙役捉拿被控人到庭。控辩双方，面对面，对质对证，小事当庭判决。如若人命官司，不服就到知府衙门（相当于现在市政府）击鼓鸣冤或者递交诉状。象张三偷李四的牛这样的小事，在封建社会判案就很简单，也许当庭，也许三五天判决清清楚楚，要么张三立即还回李四的牛，要么罚款判坐监。人类社会发展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今天，情况就复杂多了。如果张三偷了李四的牛，直接找镇长县长解决不了问题，要找派出所，找派出所报了案，还要调查取证，取证确认嫌疑人再抓人，普通老百姓以为到此就可以了案了，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要讨回那头牛，如果对方不服，还得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一般是县级法院，被告不服，又要告到市法院，如果市法院被告有人，终审判决下来，原告证据不足之类的，折腾一年半载，这头牛就算白丢了。封建社会，天大的冤案可直接找知府大人，在一个府，知府就是天，知府是朝庭命官，向朝庭负责，他在府以下有绝对决定权，这权当然可以变成腐败，但同样这亦是担当绝对责任的权，所以这权和责任都是相辅相成的，并没有分离。说某某州差，可以完全说是某某知府为官不力。今天的中国，某某市差，就不一定是市长的问题。为什么呢？一方面，经济发展与法治有很大关系，民风与法治也有很大关系，其中法治与市长没多大关系，与人大和司法系统有关；另一方，所谓的任期制，在任不过三五年，就调走了，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是一套政令，究竟是谁在作为，确实难以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市差，与市长有关系，但关系不明确，责任也不明确。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一人的，皇帝就象私人老板，他充分受权，一个地方一个父母官，担一方责任，首先让官员们感受到所管辖的地方他就是天，他就是老百姓的父母，决定老百姓的福祉与生死！但是现代社会的官，尤其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市有书记、有市长、有人大主任、有政协主席、有军分区司令，多到老百姓都不知道谁是父母官了！官已经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不再是为百姓谋幸福的父母官了，现代社会制度，已经抹杀官员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何谈“青天老爷”？从这个层面讲，封建社会无疑是成功的。昨天革命的结果，把皇帝换成了元首，元首再发展下去，就是为老百姓打工，他的责任和使命就会停留在“职业层面”，而不是“老板层面”：官再大，国家不是你一个人的，政府也不是你一人的，无论你在不在位。这样的民主全全制，决定了类似企业的“员工为老板打工”，官员为国家打工的“打工心态”。好员工把老板的企业当成自己的。其实，国家也需要这样的官，但是，若真的一个市长说，我是市长，这个市就是我说了算。我想，全中国人都会笑掉大牙，必说他是疯子，而且是贪得无厌的疯子！当今世界，国家所有的体制似乎都是为预防腐败而设，一门心思防着权利过于集中产生的种种官场恶劣后果，这几乎是全部的目的所在。所有的民主人士和国家体制专家们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就是为实现杜绝贪官的梦想。但是，为什么这个理想至今没有实现，而贪官仍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人们争相称颂西方国家的先进体制，如多党制、普选制、三权分立，杜绝贪官和以权谋私了吗？这些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本就是错误的，能让这个社会进步到哪里？设计体制的专家们使用各种方法，不惜一切手段去设计所谓的预防腐败的制度，但是他们忘了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最简单的事实：刀子可以杀死人，按照他们的观念，这是非常恶性的，就应该围绕刀子害人的恶果去设计刀子的一切功能，结果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刀子变成了棒子，棒子不可以切菜，又当如何？为什么设计者不是围绕刀子正面作用去设计刀的功能，而把杀人看作是副作用？刀子之恶有如腐败之恶也，万事万物之两面性，乃人之常识。回头再看，当今世界，除了科技在发展进步，社会体制似乎越来越说不清，民主、法制、三权分立，唱呀唱呀，很是动听，仿佛都是中看中听不中用。我又想起那个假设，如果以当今亩产1000公斤的粮量回到唐朝，又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以上所述，看起来似乎与主题无关。一个基本事实：唐朝官民比例1：3917人，从专制社会步入民主社会，什么进步最快？只有官员的数量进步最快。事还是那些事，当然政府的某些社会功能是拓展了，但是封建社会靠马传递信息，现代社会是现代信息化管理，二者基本可以冲销，这给我们的思考又是什么？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性质来看，是所有制的变更，而从管理角度来看，是管理体制的变更，是一种管理体制代替另一种管理体制，今天老百姓自由了，不再是捆绑在田地上的农奴，但就管理体制而言，腐败照旧，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并没有体制的优越性。我并非为封建社会唱赞歌，并非不知道封建社会的糟粕所在，但是对比之下，很值得我们深思。
     具体到中国现有机构，难道真如身在机构吃国粮的专家所言，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肌体是健康型的，没有赘肉？那么就让我一一作出回答，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眼光，自下而上看去，中国机构的赘肉在哪里？有多少赘肉？该以如何刀法砍去这些赘肉，还老百姓以轻装、高效政府！第一块大赘肉：中国从乡镇开始直到中央，一律有四套班子，分别是人大、党委、政府、政协，外加准军事部门武装部。去乡镇政府办事，动不动就要五大柱头会商，来头真不小，都是一把手，级别都是正科级，各司各责，其实他们又在管些什么事呢？难怪刘锡荣先生说一个乡镇几百个干部，队伍如此浩荡，也没有夸张。党委和政府，必不可少的设置。那么我们看看乡镇的人大能做些什么？乡政人大基本就是等着换届选举，代表举手表决镇里的班子成员。一个乡镇人大能决定什么法律法规吗？一个乡镇人大能处理司法事务吗？一个乡镇人大能决定本乡本镇经济发展政策吗？那么在乡镇设这个专门的人大机构作用在哪里？就为三年一届的换届选举，就设一个无事可做的机构，浪费国家财政？何况换届选举完全可以由县级人大决定书记和镇长人选，镇长和县级以上组织部门任命副职即可。所以，笔者以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徒有虚名，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是中国机构的一块赘肉，可以割掉，即人大最低设在县级。政协建国时是履行人大职能的，现在发展为全国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机构，这是历史沿革，但是政协设到乡镇，可以直接说，简直是乱弹琴。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应以国家大事为主要，而不是插手地方政务，而且很多功能与人大职能相冲突。乡镇的政协能参与乡镇的什么参政议政事务？乡镇的事务基上是政府和老百姓直接对话，更何况一般乡镇根本没有民主党派，都是老百姓，在乡镇设政协完全是虚设，这难道不是赘肉？就政协的参政议政基本职责定位而言，笔者认为，应最低设在省级，乡镇、县、市级政协应全部作赘肉砍掉。政协这样的闲职机构还设到乡镇，养大堆专职人员，真让老百姓悲伤。
    第二块大赘肉：官方社团组织。中国的各级政府机构下都设有数不尽的官方社团组织，均配有专职公务员，数量庞大。各行各业社会人士为了自己的私利，还在不断的想方设法推动政府机构生拉硬拼成立官方社团组织，争取编制和经费，美其名曰推动行业发展。如果不明确加以控制，社团组织也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厉声喝斥，将失去控制。现代管理体制又为这种不正常的扩编状态埋下了伏笔，各行各业所属政府机构领导，对上不敢得罪，对下亦不敢不作为，既然有人提出来整合行业，振兴行业，何不顺水推舟，反正钱是国家的。社团本是协助政府协管行业，但是无限扩编下去，就会成为政府机构的赘肉。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例，下设运动管理中心近20个，体育协会68个。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管方机构，读者朋友不觉得很惊讶吗？每一项运动设个管理中心，这无疑是一个无底洞，项目必将越来越多，运动管理中心必将越来越多，推动了管理，推动了体育事业，可是这样无限制的编制下去，有必要吗？人们要的是体育运动，不是要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就体育协会而言，就更离谱了，现在已经68个，若把拔河列为国际比赛的话，那就得设个拔河运动协会，如果把吹泡泡列为比赛，那么就得成立吹泡泡运动协会，若干年后，成百上千个体育运动协会必将诞生在中国体育总局，全民不用做其它工作，全部投入到体育事业里都不够，这样以官方名义的协会，无限制扩充，甚是荒唐。社团组织纳入政府编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行业整合原则，相关或相似行业整合在一起设立行业协会；二是从行业中来到行业中去的原则，由政府主管机关公务员和行业中的精英分子兼任职务原则，经费主要从行业中来；三是宁缺勿滥原则，有些行业是没有必要成立协会，不要勉强凑数，必须遵从社会发展规律。对现在已经肿大的社团组织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顿：第一、立即进行整合缩编。比如乒乓球、网球、篮球等球类可整合为球类运动协会，以此类推。第二、在编社团遵照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的原则，逐步由政府拨款转向由社会行业经营或供给，政府不一揽子抱在怀里，让行业走向市场，先要让协会走向市场。第三、重新规划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设立起点及终点级别。比如消费者协会，起点在市级，终点在省级，设两级就足够了。这样的行业协会，还从地方到中央配齐，真是不可思议。在省级消协不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提到中国消协吗？有意义吗？要么就是行政手段处理，要么就是法律解决，还轮到中国消协吗？对正在申报或即将纳入官方社团的组织，从以下几方面严格把关：第一、要审查行业成立协会的必要性。如果说各行业各业均要成立协会，设万种协会亦可能，如果一个协会从县到中央全部设协会，每个县专职2人，每个市专职5人，全国3000多县，600多市，估计9000多万吃闲饭的社团干部。这组数字够恐怖了。足以说明，不是每一个行业要成立协会，即使成立，经费要视情况，分类别，应该行业自筹由行业自筹，政府起指导作用，不应该全部买单。第二、原则上不增加政府编制，不定行政级别，政府作指导或引导，不参与行业协会运作，这样也可以减少腐败发生。第三、把减少行业协会编制纳入政府职能部门考核内容。
    第三块大赘肉：国家机构人员编制失控，因人设事，因事设职，副职增多，闲职增多，无限制扩编，国家机构主体日益庞大。国家与企业不过是小而化之，原理是相通的，且看管中窥豹，从企业人员膨胀失控为例，通过类比来研究国家机构编制失控问题。企业恶性膨胀失控的表现：员工增加了，产量没有增加，部门增多了，效率反而下降了，成本攀升，费用上升，效益下降。企业人员恶性膨胀主要原因：一是企业没有编制概念，由于缺乏规划，各部门要人就申请，原本没有职责，但有人要进来，编一大筐职责也不是难事，而且管理人员深谙其中奥妙，领导不会深入的来核查。所以部门申请要人，只要胡编个职责表，领导就得批，领导不批工作完不成，责任就在领导了，这一招相当厉害，再精明的领导也得批，批了就得招，招来就闲着，一份工作两人做，直到三个和尚没水喝。二是企业扩大了，高层控制力减弱，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企业在一二百人时，高层可以一个萝卜一个萝卜的看着洗，当企业发展到一二千人时，老总们就没办法凭视觉来判断了，而中基层管理人员往往从本部门局部利益出发，常常在旺季时以增加人力来提高产量，到淡季就有大量人手富余，最突出的是，下属员工想方设法介绍关系人员招入。没有编制，可以想办法增加编制报批。更重要的是增加人手就增加“管理官衔”，扩编对于企业的中基层管理人员来说具有相当大的诱惑，扩编了组长就变成主管了，扩编了主管就变成经理了，基于这样的利益趋动力，管理人员对于扩编乐此不疲，企业就在大家不知不觉的推动中，走向臃肿与陷于停滞。三是企业发展势头强劲时，盲目而片面的追求总效益，没有核算人均效益，没有将人均效益纳入考核，在企业发展走下坡时，这种“人力”浪费就日益彰显。通过以上分析，再来看国家机构似乎也有类似。失控的原因：一是机构编制办没有发挥调查、控制职能，仅仅是作为政府或领导的附属，做些编制数据与资料管理事务，提供一些参考信息，政府机关想如何编制就如何编制，机构编制办仅仅是一个中间传达部门，没有实质权限，而负责审批的领导没有足够时间调查审核，很多时候，扩编成了领导或权力机关顺水推舟的好事，甚至有些国家机关部门虚报编制，也没有严格审查，机构编制部门形同虚设。二是机构编制办权限设定不当，缺乏监督力。目前机构编制办附属同级政府主管领导直管，政府编制实际是由同级政府主管领导掌控，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机构人员盲目申报扩大编制。应改变机构编制部门隶属关系，提高行政级别，并赋予机构编制办核查和建议功能，对需要政府财政供养的国家机构进行编制审查，确认编制是否合理，并有权向上级领导及当级人大建议国家机关编制。将机构膨胀情况与全国同级机构作对比，以此作为机构编制负责人主要考核指标。或者本级机构编制，由上级机构编制部门主管，本级机构编制部门负责下级机构编制，以此错位监管。三是没有制定国家标准，各个地区各自为政，孰优孰劣，没有参照对比，。比如一个县，副县长可以编制4-6人，制定与本地区总人数相匹配的政府人员编制标准。以县为例，比如每20万或以下人口的县，配备2个副县长，20万-50万人口配备3个副县长，50-100万人口配备不超过5个副县长，以此类推。各级政府必须以此为标准，超标应建立处罚措施。四是各级地方政府各自财政养着一些人员，比如聘请的县长助理、政府参事之类的特别的职位。国家可以采取与税收一样的双轨制公务员制度，编入国家系列的公务员与地方政府聘任的公务员两大类，国家系列的公务员全国统一配备标准，由国家财政与地方政府共同拨款付俸，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对个别部门进行地方部分编制调整，完全由地方财政拨款付俸。五是国家机构职能交叉，层级设置浪费，造成人浮于事，机构繁多，效率低下。比如铁道部与交通部，都是管理交通，铁道是交通运输之一种，是否可以并入交通部？比如建设部门管理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国土与矿产审批，可不可以合并？比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还要继续配备那么多人手吗？计生办设在镇县（或市里的区）就可以了，有必要层上设各种对应机构吗？比如消防部门，公安部还有必要设立消防局吗？消防需要把档次提高到公安部吗？省消防总队不能解决问题，真要提到公安部消防局吗？凡此种种，中国太多的不合理不合情的机构设置，让人费解，甚至啼笑皆非。
    家事国事天下事，忧心忧国忧百姓。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国家机构精减，效率提高，把浪费的财政回归到老百姓的福利上，这是亿万中国百姓对国家的期望。如果官民比例还继续增加下去，我等小老百姓就只有梦想回唐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