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龙应台先生《幼稚园大学》（三月十四日"人间"副刊《野火集》专栏）一文之后，感触良多。龙先生的野火烧得很炽烈，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评得很生动。但是我个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龙先生认为国内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严重缺乏。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办教育的人，在生活上采取"抱着走"、在课业上采取"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采取"骑着走"的态度，不能把学生当做一个成人来看待。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相当正确的。
　　然而，大学教育的问题，其实并不如此单纯。整个机构、制度、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乃至学生本身，都与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社会之组织与规范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并不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即能获得成功，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到处碰壁，那么请问大学生还会不会渴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以制度来说，我们已经僵化了的制度，对于一位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和一位毫无思考能力的学生，有什么保障、鼓励或惩罚吗？如果没有，何能要求学生具有思考能力？如果缺乏思考能力反而能让他顺利获得高分、获得学位，我们又何忍要求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替学生辩护，更不是认为独立思考能力不重要。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辩明以下几点：
　　第一，独立思考能力，主要是在知识问题上才有需要，一般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独立思考能力甚少。因此，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显得愚钝，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牛顿拿手表去锅里煮之类，但这并无疑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换言之，像龙先生所举大学女生不晓得脚扭伤了该怎么办这样的事，乃是日常生活之处理，与独立思考能力无太大关系。今天的大学生，其实并不是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无知，而是在知识上幼稚。在日常生活的处理上，像办活动、游玩、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他们超过幼稚园阶段甚多；但在知识层面的思考能力上，他们似乎依然是罗素所说的"十岁笨童"。
　　第二，独立思考能力，既然是在面对知识问题时才显得重要，则我们便必须了解近代大学教育在性质与功能上的矛盾及困局。--任谁都知道，在迈向廿一世纪的今天或未来，要使台湾能适应未来的挑战，自须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而要使全民知识水准提高到合于时代需要的程度，在教育的质、量、时间方面，都必须再予延长。所以，高等教育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是奢侈，而是必须。这种情势，不但逼使大学在功能上由高等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MassEducation），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也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被"驱迫"到大学里来。大学对他们而言，是必须，而非向往；获得高等教育所给予的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兴趣；对于大学崇高的理想，他们缺乏理解；甚至也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要来到大学。他们虽然也可能知道知识在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里的重要性，却远比他们的前辈，显得在心理上怠情，燃不起探询宇宙真理的热情。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大学生本身没有责任吗？拷贝文化之盛行、校园中弥漫着的实用导向，早已使大学变成了一座座高级技艺训练班；独立思考能力云云，在学生看来，往往只是不着边际的唱高调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台湾特殊的毛病，其实这是现代大学性格及其功能蜕变中，普遍发生的世界现象，代表大学本身的危机。只不过是因为欧美各国多有深厚的知识传说，所以还能保得住学术研究及思考能力的尊严，我们实际上无此传统，再加上开发中的特殊社会性格，遂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三，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逆境中，还想使大学具有一些理想性、创造性，具有知识上独立探索的可能，独立思考能力之要求，当然不能放弃。但是，独立思考能力会不会平空而有呢？是不是只要主持教育的人少管一点、放松一些，学生就自然能够独立思考了呢？一只鸭子，没人管它，摆在那儿，十年后还是一只呆鸭。独立思考能力是需要培养、需要训练的。
　　而这种的训练，莫说学生没有，老师没有，主持教育的人、社会一般人士也没有。熟悉我们的学术界的人都晓得，我们思考能力之贫瘠，已经到了令人不忍再谈的地步了，不只学生是十岁笨童，大多数的学术从业人员也是。今后我们如果不能从大学课程设计上加强思考之训练，不能建立学术评量的规范，再多呼吁"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毫无用处，因为机会来了而无能力去掌握，情形会比虽无机会但有能力去创造机会更糟。
　　另外，有关课程多寡的问题，龙先生认为应该少开课，不能把学生的学分时数填满，而让他们没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这个有关课程应多或应少的争议，其实由来已久，各有利弊，龙先生可能可以先参考一下有关的教育论著，了解一下它的复杂性，不必太匆遽论断。这并不是说龙先生讲得不对，而是我希望主持教育的人，大家都来想想这个制度上的严重问题。毕竟，教育是根本，目前高等教育尤须彻底改革，但如何改呢？我们不妨审慎讨论，这其中便须要知识及独立思考能力，情绪性的争论，越少越好。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戴着面具读书吴齐仁
　　龙应台小姐的《幼稚园大学》一文击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发了我个人四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想。（但这四点感想不全与龙文相关）
　　其一：我个人心中常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觉得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脑海中曾洒下了太多的迷雾，这些迷雾有的是属于人生观的，有的是历史观的。或世界观的......不一而足。许多人年纪渐大以后，常要花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逐步解除早年蒙盖在他脑海的迷雾。本来，人所吸收的知识就不可能是完全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雾大多是来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了。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但如今"老师即真理"或"课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条，使许多人没有能力去鉴别什么是迷雾、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应去知、什么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务的机构派到高阶单位听一场旅美学人的讲演，那次演讲的内容之荒诞拙劣，演讲者态度之蛮横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却仍卖力地笔记着，事后还为我们归纳了两点似通非通的结论。他的勤恳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拼命拿泥巴涂自己的眼睛。
　　其二：关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这一点是龙应台小姐着力特重之处，也是几十年来台湾教育最大的隐忧。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小学上美术课时，老师宣布今天要画苹果，学生正要拿起画笔，老师喊"停"！"照讲桌上的模型苹果画！"学生兴高采烈地准备动手了；又一声"停"'"我来教你们要这样这样画才行"。每次图画课老师都要叫停数次；躬亲指导每一个细节。后来他班上的一个学生转至他校，上美术课时，所有同学都热热闹闹地画起来了，只有新转来的同学静静坐在那里等老师宣布这一次应该怎样怎样画。这一个故事或许不全真实，但我少年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却可以证明这故事不是乱说的。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利用它来提倡"传道、授业、解惑"是完全多余的论调；事实上文明如果不是靠着薪火相传，人类就像被抛掷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从头开始。故我想表达的，毋宁是"传道、授业、解惑"该有一套适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际，过度保护，过度"提携"，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学生的脑袋弄坏（而许多人的脑袋确是这样被弄坏了的）。"庄子""应帝王"里混沌被他的朋友们善意凿窍终至于凿死的故事，及孟子书中"揠苗助长"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极而流的，咀嚼之余，怎能不留意"凿"之过度，"揠"之过度的保护型教育对下一代的斵伤呢？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所谓自发，是要在一定的纪律内从事的，而不是要纵容甚至鼓励学生培养"作怪"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烦言，是因为有感于我们的教育历程中，这一笔可贵的资源流失得最厉害，而且最难从形迹上去察觉。举个例说：记得我念小学时，每逢壁报比赛，老师为了怕出丑，总是替我们包办了五六成以上的工作，那些壁报上过度成熟的造型与笔触，背后是一群缩在老师身旁惊叹的小鬼，而教室后面橱柜上的锦杯是以牺牲学生的能力换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师合一的味道太浓，由于受我们的学制及习俗之影响，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是呈阶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职位之尊卑时常左右一个教授在学院中的地位。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势力对"师"毛细孔般渗入，但在真正的运作中政治力量参与作用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不像汉代，博士论辩学术问题时，卿相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个人觉得台湾在任命大学的各级行政主管时特别考虑学术上的声望。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已沦为募款家或会计师了，台湾则有不少是将此职当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国的大学校长社会地位之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范对学校及社会都发生一种看不见的真实影响力，怎能任令些一辈子只写过两三篇论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离开学术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却又要天天处理学术行政，难道处理起来没有"隔"（借用王静安语）的感觉吗？
　　其四：许多人从五六岁入学到将近三十之龄，几乎没有一天为自己念过书，套用理学家的话头，就是在学问上"终生作客"。从应付学校各种考试，到联招，到托福、GRE......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应付"，所思所学与自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给朋友的信上说"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这段告白把与己不相干和与己相干的分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但相不相干，为"主"为"客"又不是以学科分的，有些人学了电机，并对电机生死相与，而有些人电机的知识对他还是像客人般的--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出路或时髦而学，换句话说：他是戴着面具在念书。近代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即曾说过："学问毕竟是为了生命......没有生命的学问，无用也！"这段话对我们那些急急忙忙的学生们特具意义！
　　笔者对教育虽是个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变革牵涉层面之复杂及速度之缓慢（有时甚至是用"地质学"的脚步在进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又一年的重蹈旧辙，又不能不有"无力可回天"之感。而这篇文字，也正是这份无力感下的一点吐露耳。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国时报?人间》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发长一时或短一时，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钮扣或少一个钮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人，宣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渴求别人的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