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申明上章诚此通彼之理而著其所以然之实，盖人惟托于义理之迹而无实，则据所托以为己私而思以诎天下。圣人喜怒恩威，至虚而灵，备万物生杀之理，至足而无所缺陷，何私之有。天之诚，圣人之无私，一也；御六气，用阴阳，非人之所能测矣^①；此神之大用也。

今译：

此章阐明了上一章所说的“诚此方能通彼之理”，进而呈现事理的所以然之实，然而，常人往往只依托于义理的迹象，而不能真正领悟其实质；如此一来，就会执持所谓的义理当作自己独有的智慧，而思虑如何凭借这些所谓的义理令天下人信服。反观圣人，其喜怒哀乐、施恩立威皆发乎自然，内心是极致的虚廓而灵明，其备知了万物的生长与消杀之理，理道至足而没有缺陷，哪里会有什么私心呢？上天的至诚，圣人的无私，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圣人能够驾驭六气，运用阴阳的变化规律，不是常人所能够测度的，此是圣人存养气中之神的大用。

辨 析：

①“御六气，用阴阳，非人之所能测矣”句：

    “六气”指自然气候变化的六种现象，即阴、阳、风、雨、晦、明之气。这六气相互作用，塑造了复杂多样的气候特征，影响着自然环境与世间万物。圣人能巧妙地运用“六气”的变化指导农事，如根据风雨节奏把握播种灌溉时机，依据阴阳消长判断作物生长周期，借助晦明更替预测天气预防灾害，这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保障了农业生产，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在船山先生的哲学体系中，天道之“诚”与“信”存在紧密联系：“诚”是天道的根本属性，表现为气化运行的秩序性，如“气无妄动”“寒暑化育无不给足”；“信”是“诚”的外在彰显，体现出自然规律的稳定性，如“四时不忒，万物各肖其类”。这与康德“自然法则的普遍性”不同，凸显了船山哲学“自然秩序理性化”特质。圣人之“无私”与“威”也有着独特的内涵。“无私”即天理，圣人“得理之全”，消除偏私，使刑赏皆合“当然之理”；其“威”并非源于权力强制，而是源于“理”的自洽性，本质是“神化”，是对自然规律的透彻把握，如依据“六气”安排农事，体现“神道设教”以“理”服人的实践智慧 。船山先生以“六气”阐释天道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强调圣人需“仰观俯察”以“御气用阳”。他突破汉儒“天人感应”的神秘化倾向，赋予《易》学唯物论色彩。同时，他以“诚”贯通天道与圣人之道，形成了“诚→信→威”的逻辑链条：天道因“诚”而有“信”，圣人因“诚”而能够“无私”，因“无私”而具有“威”。在哲学立场上，船山先生反对以“空无”为道的“虚寂”本体论，以“气无妄动”强调“诚”的实有性，坚持“即气即理”的实学立场；否定道家“绝圣弃智”观点，认为圣人“至虚而灵”是智慧圆满；批判法家依赖外在刑政、“托义理之迹而无实”，指出其必然导致“以私诎天下” 。船山思想在工夫论与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价值：工夫论：“诚”的修养需通过“格物致知”去除私欲，达到“理全而无私”，同时要落实于具体事务，融合“尊德性”与“道问学”，体现了“即理论即实践”的辩证思维。现代性启示：教育领域：倡导教师以德性示范，反对教条式灌输；将自然规律教育融入人文教化，践行现代生态教育。治理哲学：强调治理者“无私”的重要性，决策需顺应社会规律，超越“法律中心主义”。科技伦理：批判“工具理性滥用”，倡导科技应用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根基，维护生态平衡。对于船山先生的思想，存在两种常见误读：一是将“御六气”神秘化，实则其是对可经验自然现象的哲学化表达；二是认为“圣人无私”否定个体价值，实际上“无私”是超越“偏私”，与“公共理性”的理念兼容，强调个体与整体和谐。船山先生以《易经》“气化哲学”为根基，以《中庸》“诚”为核心，构建了“天道自然—圣人实践—人文秩序”的一体化框架。其理论突破在于以唯物论消解“神道”的神秘性，打通了“天道诚—圣人诚—百姓信”实践链条；其辩证思维为现代社会处理二元对立问题提供了传统智慧。他将儒家教化哲学建立在“自然规律—人性本然—实践智慧”三重根基上，重构了儒家宇宙观与方法论，对当代生态治理、教育革新以及伦理重建具有深刻启示意义，是中华哲学“实用理性”的典范。

（作者系心本法师，现居云南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