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陪一位台湾高校的教师游览南京名胜，她说自己对明孝陵的兴趣比对中山陵的大，这倒是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样。原以为台湾来的朋友会对国父埋骨之地抱有特殊感情，但事实并不如此。也许这位教师并非国民党员或泛蓝阵营的支持者，不过还好，她对明太祖的陵墓尚有兴趣。
　　
　　读着这本《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我就无端地想起那次陪游之行。两岸已经分隔了六十年，是什么让我觉得“她”还不是太远呢？“文化没有两岸”，这应该是周为筠对我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一种我喜欢的解释。
　　
　　作者是个聪明人，他没有把这本书写成枯燥的学术考证，也没有陶醉在对几位大师趣闻轶事的津津乐道之中，而是选取了他们在1949年后的几个生活片段，透过对各自不同人生的叙述，揭示出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深深的文化眷恋。书中论及的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九个人，从最年长的胡适（生于1891年）到最年轻的陈鼓应（生于1935年）可以说已是三代。他们中有的早已去世，长眠孤岛，有的至今还活跃在两岸的学术界，但不管具体的个人遭遇有多大差别，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山河剧变的情境中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士。
　　
　　书中第一位出场的是胡适，他吟诵着“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的诗句，历史仿佛又回到了晋宋之际，陶渊明面临的抉择又重现在面前，动荡的世局和不安的心灵，交织成了“书生最后的闹与寂”，其实，当时的哪一个学者又能逃得出这个难题呢！“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只身南下创建新亚书院，其最初愿望却是“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现在论20世纪学术史的人通常都会说清末至民国是一段学术辉煌期，二三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整理国故也好，批判传统也罢，他们都曾叱咤风云，而当代人的缅怀与追忆中似乎隐隐有着对1949年后大陆知识界沉闷状况的不满。在有关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论著里，我们就常感到几声唏嘘与叹息，相形之下，随国民政府漂泊至台的学人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极端政治的高压与异化，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文革”轰轰烈烈开展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圣贤学脉”，仅在南国海岛了。
　　
　　书中的九位大师，胡适、林语堂、钱穆等人都曾被大陆知识界批判，时过境迁，促成批判的政治背景已不再有力，他们的魅力却正在逐渐被认同与发扬，另外一些人从知名度这一点看，则还没有胡、林、钱幸运。老实说，我也不了解方东美究竟何许人也，陈鼓应来南大讲座，我也是视若过眼，自诩为倾心传统文化的我，在作者面前似乎也只有连声说“惭愧”的份。
　　
　　作者自言：“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国学大师”贬值的时代，我更加想念那些真学问与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