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否鲁迅当年笔下的梁实秋陈源等“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

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余秋雨《胡适传》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是中国最像西方的城市。鲁迅说，这个地方云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场恶少”。鲁迅很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当时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与“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们战斗着。鲁迅当年痛斥过的汉奸文人、《文坛登龙术》的作者、今年已经活到一百岁的章克标，现在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这名“老寿星”屡屡在报刊上接受采访，大谈百岁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个世纪的风烟云云。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他“委屈”的表示，鲁迅当年“误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会有“和解”的机会云云。而且，章克标居然还登出征婚广告，征求老伴。鲁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会写出精彩的文章来。这个活宝，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鲁迅先生后继无人，而章克标却后继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标精神的传人。他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才子气”，鲁迅曾经谈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实际上不过是戏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体到余秋雨，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说，余秋雨对此“兴奋得不得了，急着要展开他第二个文化苦旅”。本来这一活动是著名记者唐师曾策划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创意据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在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余秋雨装出一副宽容的态度来，胸襟广阔地谈论身边的一切，却不涉及自己。他对文革、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他歌颂皇帝们，歌颂跟自己类似的才子们，却对自己身边老百姓的苦难持冷酷的态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像残酷那样的大罪恶。”（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说的所有罪恶他都具备了。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账，办法太多了，比如出过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账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吧？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联系余秋雨对自己的过去的叙述，简直有“孪生兄弟”一样的效果。他在《山居笔记》中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运用种种手段来让自己从历史中脱钩——就像魔术师一样，即使被重重捆绑着扔到海底，也能够奇迹般地逃生。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论述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文人时所说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钱理群《论“演戏”》，见《话说周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