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读到这里，我简直瞠目结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这是历史上铁板钉钉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呢？仅仅是淡化是不够的，还要彻底抹杀。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笔，当然善于信口雌黄、黑白颠倒。他写道：“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贯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适虽然也是在推动白话文运动，但你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照样要全盘否定你。说你白，你就白；说你黑，你就黑。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天才，一定会感叹说，没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定要“大用”他。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势磅礴，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个是“杀人不见血”。《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恶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