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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氏父子迁居南岳缘起
《胡安国传》记载：1131年12月，胡安国被朝庭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胡安国推辞，朝廷不允请辞，1132年春，朝廷又派遣使者到全州颁旨，胡安国先以《时政论》二十一篇献给高宗（见《宋史》卷四三五）。后在胡寅、胡宁陪同下到临安赴任，胡宏在家中负责大小事宜，六月，曹成率残部入灌江，一天夜里，只听得到一阵鼓响，由远而近，胡宏带着家人就仓皇奔避。放在破屋里的一切家什及文书数千卷都被乱兵一把火烧为灰烬，连祖考、祖妣志铭也一起烧了。而胡安国父子三人却不知家庭变故，1132年七月入临安行在，八月因反对朱胜非的都督江淮军马，宋高宗于八月二十一日《胡安国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诏 》以“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方艰难，不肯致身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为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国计何！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七又见《全宋文》卷四四七O）。后来的行程胡寅有详细的记录，他在《先公行状》记载“公登舟稍稍诉流，三日而后。行次衢﹑梁，访医，留再旬。至丰城寓居，又半岁。乃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此中“衡岳”指的就是衡山南岳，可以从胡寅在《云归龙泽寺》诗二首的诗序记载中得到印证：“绍兴壬子六月，先公再被掖垣之命，某时侍行。自清江登舟，经祖印江口趋行在所。未几罢归，还憩丰城之龙泽寺。明年初夏，归隐南山。”此中“南山”也即是指衡山南岳。而胡寅在《丰城县新修智度院记》有“绍兴壬子末，予侍亲自杭西行，至是少憩焉家居，爱其清旷，留度冬春甚适。明年夏四月，将去而之衡山。”也就是说胡安国父子在丰城龙泽寺时已计划商量好去衡山南岳的具体时间，然后才分头行动。 由胡宁陪伴胡安国在丰城龙泽寺暂居，派胡寅到全州寻找通知家人去南岳。到1132年底，胡寅才在清湘山寺中遇到避难在此的一家人。为此胡寅《文定题范氏壁次韵》感叹“四海兵戈里，一家风雨中。逢人问消息，策杖去西东。”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幺变故？当事者胡宏《题祖妣志铭》记载“建炎乙酉之秋，江、淮、河、汉之间，群盗纵横。先文定被召趋行在，仲任行事，某当家责。以强逼人，沮、漳之间，非遗种处也。则奉母令人，及诸亲属，弃生生之资，渡岷江而南。不几月，大盗蜂集，故庐文书数千卷悉为灰烬，而祖考、祖妣志铭亦在焚中”（见《五峰集》卷三）。而事后胡寅也在《悼亡别记》详细记叙了家庭的痛苦“壬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与弟宁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远。六月，成余众卒入灌江，君与二姒将子女仓皇奔避。一夕忽闻鼓声已近，徒从閧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独余负桥者不去，遂偶脱。冬十一月，家君罢掖垣，还至丰城，遣寅省家。岁尽，逢之清湘山寺中。君身独暑服余单布衾，嫁日衣襦无存者，独挈寅敕文、诰身皆无失”（见《斐然集》卷二六）。原来是胡安国一家又遭遇了匪兵烧抢，以致“弃生生之资”，家庭步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胡寅与胡宏兄弟带着全家妇幼于1133年4月到达南岳在胜业寺先行安顿下来，并着手在紫云峰下买地建房。而胡安国与次子胡宁1133年正月才从丰城来到湘潭慈云寺。半年后才于七月到达南岳，全家老小得以团聚。定居南岳尽管是长远打算，但因贫困，当初在紫云峰下建设的是茅房而且规模还不大，茅房的名字叫“书堂”，也就是又是住所又是研读的地方。为什幺这幺说呢？胡安国在给高宗的《谢罢给事中表》中说“臣敢不念己知非，动思观过，处衡茅而守约，勤药石以扶衰。谓不谨前，益当善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南宋文范》卷二七，《宋四六选》卷九）。胡寅在《祭刘待制彦修》中有“而我伯氏，养亲衡茅。”之句说的也是全家在书堂茅屋生活的事实。而胡宏在《谭知礼哀词》记载：“知礼生长市廛间，本碌碌读书，从众为举子事。一日，闻武夷胡先生来寓衡山，慨然束书，登堂拜伏，请受业焉。退居近便地，扫除前日气习，抱《春秋》经三传，阅《资治通鉴》，未几，文定先生殁，知礼乃去”（《五峰集》卷三）。可见虽然叫书堂，但门徒的住处是没有的，需要另外在近便处租居。
在书堂建设的过程中，胡安国一家又是住在哪里呢？答案是寄居胜业寺。胡安国一家毕竞人生地不熟，在此期间，起关键作用的是门徒黎明，《宋元学案》有载：“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也，以孝友信义着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胡寅《祭刘待制彦修》中记载“道出衡山，见寻萧寺。时吾先子，命启新尊。吾瀹园蔬，大白福君。跨驴紲袢，夜饮达晨。举扇障日，气冲南云。丙辰之秋，吾为严州，公守温陵。”回忆的就是刘彦修1133年在胜业寺相遇赋闲的胡寅把酒言欢的情景。直到1134年春胡安国一家才安顿下来，并由胜业寺搬到紫云峰下的自己的新居“书堂”。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胡寅为此喜不自禁，沿途熟悉的南岳风景，再加上久雨乍晴，使他诗兴大发，欣然而作《奉家君自胜业迁居书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五峰收卷万层云，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极有星天地久，东风无际柳梅均。”题中所谓“胜业”指当时的胜业寺，亦即今天的祝圣寺，寺在南岳大庙东面，而书堂在南岳大庙西南面，相距五六里远。“五峰”乃指衡山境内较高之祝融峰、天柱峰、芙蓉峰、紫盖峰、石廪峰；“一水”乃指现傍庙而过的龙堰港，《钦定大清一统志》巻二百八十一载“在衡山县西二十五里，一名龙隠江，源出衡山岳庙东，绕流庙北又东南流过县南入湘”；“南极”指祝融峰南天门；“柳梅均”意即梅花开放、柳树吐芽的时节，均为春天降临的时候。可以说从1133年4月开工到1134年春，紫云峰下“书堂”的建设完成，终于使胡安国一家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实现了胡安国“卜居衡岳，为终焉计”的愿望，也成为后来文定书院的雏形。
（二）1133年定居南岳后的胡安国
据《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记载“晚岁，居山下五年，竞亦不出。”也就是说胡安国从1133年到1138年期间，定居衡山南岳后，基本上已经足不出户，既不举仕也不访友，潜心研究、订正、编辑《春秋》，事实上也是如此，胡寅花费十五年时间的《先公行状》均有记载。1135年二月十三日，宋高宗《胡安国复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制》云：“ 朕惟士君子读圣人之书，学先王之道，岂独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则皆然。世俗之儒，名师孔、孟，实蹈榻、墨，可与论中庸者鲜矣。安国学优而仕，行顾于言，通经为儒者之宗，识事职治道之体。顷从时望，召寘琐闱。方喜便于咨询，顾何嫌于封驳，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方思共理之良，尔安得独善于己？零陵虽小，有社有民，竹马欢迎，相望数舍。往读中兴之颂，无忘平日之言。亟怀印章，祗我明命”（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又见《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七）。胡安国辞而不受。为此宋高宗于四月一日《胡安国乞奉祠答诏》“安国经筵旧臣，引疾辞郡，重悯劳之，可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春秋传》。仍俟成书进入，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八）。胡安国“毕精竭虑，殆忘寝食，疾遂日增。”在胡宏、胡宁的帮助下，夜以继日纂修、订正缮写，《胡氏春秋传》共三十卷，计十万余字，历经两年，在1136年十二月告成。胡安国为此向高宗《进春秋传表》“臣昨奉圣旨，纂修所着《春秋传》，候书成进入。续奉圣旨，令疾速投进。今已成书，谨缮写奏御。臣安国诚皇诚恐，顿首顿首。”并自作《春秋传序》“廼于斯时奉承诏旨，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为此高宗升胡安国为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三百疋两。公辞。高宗诏曰：“朕悯邪说之诬民，惧斯文之坠地，肆求鸿硕，爰命纂修。卿发心要之未传，洞见天人之阃奥，明圣师之独断，大陈治乱之权衡。俾给札于上方，旋观书于乙夜，往承朕意，勿复固辞。”胡寅代父亲撰写《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谢表》“昨奉圣旨，以臣解释《春秋》书成，特除实文阁直学士，仍赐银绢三百疋两。臣寻具辞免，准诏书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者。臣已扶疾望阙谢恩祗受讫”（见《斐然集》卷六）。据《先公行状》记载：胡安国于1138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享年六十有五。”胡寅又《代先公遗表》（见《斐然集》卷六）上闻朝廷。高宗诏赠四官，赙银绢二百疋两。1138年七月二十六日李光《祭胡公文》“衡山之阳，寂寞之滨，鼓吹六籍，若将终身”（见《全宋文》卷三三一八）。刘子翚《胡文定公挽诗三首》其二云：“有意扶名教，躬行语默中。楷模陶士器，药石补天聪。衡岳邻新卜，伊川道已东。传经知有子，接武大明宫。” 1138年九月一日胡安国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令人王氏祔焉。 朱震于1138年五月特作《乞胡安国赐謚奏》“ 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时晚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于永州。寅过衡山，安国已病，徘徊不进，欲留侍疾。安国勉令如期而发，手作书遗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书具在。安国义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谥，列诸史传，况安国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安贫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饰其终乎？伏望下太常礼官，特赐以谥，用为儒林守道之劝”（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九）。为此宋高宗破例于1138年八月十二日《赐银帛令湖南监司应副胡安国葬事诏》云“安国所进《春秋解义》，着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览，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闻沦亡。可拨赐银帛三百匹两，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孤。”（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又见《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二O ）。并经礼部太常官合议曰：“谨按谥法，道德博文曰文，纯行不差曰定，请谥为文定。”高宗制曰：“朕悯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礼义，尚权势而薄廉耻，祸败之衅，职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体义，老而不衰，生多显名，没有遗美。顾此褒恤，岂限彝章。具官某以名世杰出之才，探千载不传之学，穷《春秋》奥旨，续前圣微言，旁贯诸经，网罗百氏，优游餍饫，久自得之，不可以势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来，数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之义，广崇德之风，以训后人，以明吾志。凡尔有学，尚克继之。可赐谥曰文定。”《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本传》记载“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胡安国一生坎坷多舛，但着作等身，着有《胡氏春秋传》三十卷、《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
（三）1133年定居南岳后的胡寅、胡宏、胡宁兄弟
胡寅《悼亡别记》记载：“甲寅终岁奠枕。乙卯，寅以左史召趋钱塘。其冬，出守邵。丙辰二月至家。七月，改郡严陵”（见《斐然集》卷二〇）。与胡寅《元公塔铭》有“绍兴甲寅之岁，予寓居南岳。”之句（见《全宋文》卷四五O五）；《祭刘待制彦修》“丙辰之秋，吾为严州，公守温陵。”之句基本吻合。也就是说1134年胡寅赋闲南岳，1135年12月被召回临安，复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再官升徽猷阁待制，知邵州。113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开临安，1136年二月六日回到南岳。因“父自去冬以来，屡感寒疾，气血衰损，尚多疲曳，板舆登顿，未任就途。”于是撰《乞宫观奏状》（见《斐然集》卷九）。七月，胡寅改任严陵郡令。1137年九月四日。胡寅妻张氏去世，附湘潭龙穴山墓地王氏之右。1138年正月七日被召回临安，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1140年六月六日再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永州，胡寅辞不受。时秦桧当国，胡寅与之绝，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赋闲。俄乞致仕，遂归衡州。宋史《胡安国本传》后有寅、宁、宏三人别传，笔者摘录如下：
胡寅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胡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师事之。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着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胡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着《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作者简介】
胡志良：笔名石榴红，男，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1966年5月生，大学、四级调研员、高级工程师，现为湖南省水文化学会会员、省茶叶学会会员。1986年参加全国大学生作文竞赛获衡阳赛区一等奖，曾是衡阳市狮子吼文学社会员，踏浪诗社总编辑。1994年为衡山县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是衡阳市和衡山县科技专家库专家，拥有国家专利七项，曾获得湖南省科技成果登记三项，省科技进步奖两项、市科技进步奖一项。在国家、省、市媒体发表论文及作品60余篇，其中获得省征文二等奖三篇、市征文获奖四篇、县征文获奖十余篇，文章多次收录入衡山年鉴、万方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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