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5卷本，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其的时间跨度从清同治八年——民国五年，共约44年（中间稍有缺失），总计更达250万字，此等规模正非日积月累之小小日记不能为也。姑且随手录一日小记于此，想见其为文：冻雨初歇。起视门阶有雷迹，门木碎落，门故未损，云昨电入房似火毬，外孙妇及小婢皆惊。小儿女不知也，安眠无事，盖未凿浑沌耳。骇诧者不如孩童，知聪明之为累。登舟遂发，申正至城，入局小坐。即往欧家，遇伯元于城外，同入听戏。正约团拜，杜鼎元得家信告警，遂还船宿。欲明日早发，上船乃遇蔡儿，信背时也。夜雨雷。（民国三年， 1914年二月十四日。第五册，第3291页） 其实，对于王氏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瑕瑜互见，推重者有之，而批评者更有之。王氏最过人之处，乃是在其博学；再次是以其高文，名动晚清，例如名篇《独行谣》、《盐井歌》、《圆明园词》等；他的交游亦甚广。对于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所出现的“但尚人不尚己”的流风，深不以为然，较能持不同意见，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表现得非常强烈。此老也有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傲气，有着相当的史识。他在为曾国藩家族编《湘军志》的时候，较少用曲笔回护，能秉笔直书，直陈湘军之得失，搞得曾国荃很不愉快，只得重新找人编纂，但是史笔的生命在于真实，因而后出之书的影响始终不及王氏之书。 但是，王氏为人所诟病者大致有三：在学术方面，经史研究的成绩不甚高明；在政治方面，较为保守，与当政者的立场较为接近，未能鲜明体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批评之勇气；为人方面，极度自信，性好讥弹，所言未免过中，有失客观公允之气概。对于他的得失，我们可以从小处着眼，以两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思想立场和功过是非。 一是他对同乡王船山的非议态度（一为湘潭，一为衡阳），从中可以管窥王氏的文化和政治立场。王船山生时并不出名，清代中前期公认的“清初三大儒”是顾炎武、黄宗羲和李颙（二曲），里面并没有他，只是到了晚清时期，特别是经过曾国藩等乡人的推崇之后，才逐渐的为人所知，渐而被现代人认可并给予王船山以很高的历史评价。但是，王闿运对于王船山在晚清名气直升的现象殊为不解，觉得“真可怪也”，他在《湘绮楼日记》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里写道“王夫之史论，似甚可厌，不知近人何以赏之？”而早在此前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已经对王夫之的学术思想进行过总结： 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可以说，王氏作为船山的同乡后进，欲和船山在经史学术上争高低的心态是很明显的。虽然王闿运与王船山有过越二百年而心有同契的经验，比如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当门。念今年月月月佳，殊为罕事。岂愁人见月常多耶？王船山痕恨夜月，盖为此也。”（光绪八年四月十七日）但是，王氏心理与“既生喻，何生亮”的英雄相惜之情结有大不同，那就是王氏对于船山的总体评价甚低，认为“船山学在毛西河（奇龄）伯仲之间，尚不及阎伯诗（若璩）、顾亭林（炎武）也，于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耳。”（《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二月初五日）这样的评价，就有点不屑与之比肩相望的意味了。二人的最大分歧还是在于历史与政治立场方面。湘绮曾在《邗江王氏族谱叙》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独感其故国之思，不咎君相，而但恨代者，以致二百年为乱党藉口。”（转引自《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663页）王氏非议船山徒见种族不见国家、徒见人非不见君过的政史偏见，固然不能不为卓识，然他自己寄希望于君相或者只责咎君相的做法亦未免过当，将历史简单地理解成王侯将相的历史，不能明了船山之学的政治革新价值和历史意义，亦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从他的《圆明园词》中把家国涂炭的祸殃归咎于君主，不能将其上升到专制制度上来看待，即可见一斑。把他对船山学术政治的评价“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来评价他自己的学术政治成绩，倒也再恰当不过了。 二是他对钞书之热情态度，从中可以管窥王氏之学术立场。清人喜好钞书可谓空前绝后，王闿运身为一代遗老，亦概莫能外。作为清学之滥觞的顾炎武，开启了清人钞书有时甚于著书的风气。顾炎武曾在《钞书自序》里提到“著书不如钞书”的感慨。陈平原曾对清人钞书的议论与实践做过研究，比如顾炎武、全祖望、汪中、王鸣盛、周作人（“文抄公”）、鲁迅、本雅明等人的钞书思想与经历，认为清人钞书固然有今不如昔的崇古情绪在作祟，但是对古人智慧的尊重与同化并无不妥，而且钞书亦非不加择取地乱钞一通，而是断以己意的精心选录，能在百拣一，钞到“为前人所未见者”（顾炎武）、“所欲见而不可得者”（全祖望）、“得之之难”者（鲁迅）、“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者（周作人），殊为不易，不能说抄书的甘苦比起著书来为轻。陈平原说，“好的‘钞书’，包含阅读、理解、校勘、阐释。”（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56页）从文本阐释学上讲，钞书的过程看似一个原样的机械复制，全无主观之能事，但事实上抄书人的主观价值评判绝无隔绝之可能。抄什么？怎么抄？为何抄？这些隐藏在抄本背后的很多必备要素，可以说明完全“无我”的钞书过程是不存在的。总言之，抄书要是抄对地方，抄到思想，抄出境界，它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砺炼与创造。应该说，这是清代大多数学人的共识。 王闿运勤奋一生，著述卷佚浩繁，为近代所罕见。张舜徽在前引《清人笔记条辨》中对王氏评介曰“王氏一生治学虽勤，要其不外以钞书为注书，以翻史为读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7页）又曰： 然以今观之，只得谓为钞经之功，而未可目为注书之业。盖其自少至老，每日以钞经为常课。屏除旧注，自记新说。每经钞毕，便成一书。自古成书之速，无有逾于此者。加以匆遽付刻，讹脱尤多。（上书，第334页）从中可见，王氏喜欢抄书，徒逞博学，但是抄得不够精当，没能抄出心得，抄出思想，属于较坏的抄书。我们据此可以说，王氏学习得多，知道得多，抄得也多，毫无疑问是个大文人和学问家，但是却少于思考、回味和批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没有创造性的阐发，没能成为一个思想家。这一点，正是王闿运没有能理解明清之际诸多启蒙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一个原因，也是王氏为什么后来不能和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王船山相比肩的原因。 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责任编辑：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