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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最嘹亮的号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解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是：一点点小火星可以烧掉大片原野。比喻开始时势力微弱，但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新事物。这一成语原本很少有人问津。但自从毛泽东主席引用以来，即成为红军长征时期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嘹亮的号角，并不胫而走，迅速成了全中国人民口耳相传的励志熟语。直至十三亿儿女共圆中国梦的今天，仍然释放着巨大的正能量，散发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洋洋近万字的革命雄文，原本是第三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到了1929年底，这种情绪开始在党和军队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毛泽东及时给林彪复函，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在此文中，毛泽东分四个层次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内容： 1、建立革命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红白政权长期共存、无产阶级号召与领导力； 2、明确提出正确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政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农村包围城市、波浪式推向高潮的革命斗争策略； 3、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是曲折的，也是必然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根源在于不可调和的各阶级、阶层矛盾的激化。 从行文的技巧看，他首先客观全面分析了当时革命的背景形势，接着悬上消极言论的靶子，然后一箭封喉，指出悲观论调的错误本质： 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最终树立了自己的光辉理论旗帜——颠扑不灭的思想“星火”，成为长征胜利后、在陕北写就的《矛盾论》的思想基础：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星火燎原”的最早雏形见于《尚书·盘庚上》，为商王盘庚训斥部分以异议扰乱民心的大臣的话：“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商朝时期，盘庚上台后迁都到殷，不少安于现状的王公大臣强烈反对，并在私下议论，盘庚十分生气，就召集他们当面训斥，说他们互相勾结，用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来吓唬和煽动民众。而在《尚书引义》一书中，王夫之从相反的层面引出积极的意义：指出在“商纣失德”的大背景下，牧野之战，阵前倒戈、以少胜多乃天理之必然。王夫之评点武王伐纣、牧野决战前的誓师辞《牧誓》，有如下的论断：“革命者，应乎天，顺乎人，乃以永世。”王夫之还曾这样阐述豪杰精神:“当其死，与烟俱散，不荡其馥馥之馨；当其可以不死，虽大势已去，与灰俱寒，不灭其星星之！” 早在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在长沙湖南一师读书时，受其授业恩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影响，就全面深入学习了船山学说，特别是深受其豪杰思想的熏陶，他经常前往杨昌济主讲的船山学社听课，曾针对王夫之论豪杰的一段话写出札记如下：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破仑）翁,豪杰也,而非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毛泽东显然以将“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为己志，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与世界，有理由认为其豪杰精神的重要学养源头在此。我们以他早年对“豪杰”、“圣贤”的区分与不同评价，来看他中年所写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即着手领导全党展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在陕北清涧县,毛泽东曾于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视察北方地形。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此词里论及的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成吉思汗,都只是“豪杰”之士,他们虽有“大功大名”,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歉于品德、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今朝”的“风流人物”当是毛泽东的自况。红军部队进入陕北时，毛泽东就创立了抗日军政大学，而将搜寻得来的船山著作在教员案头参考书。而当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如当年曾国藩一般通宵达旦读船山的《思问录》等书，从而写出《矛盾论》《实践论》两部光辉著作，并将船山的原文“当其死，与烟俱散，不荡其馥馥之馨；当其可以不死，与灰俱寒，不灭其星星之火”，化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号角，纵观毛泽东革命生涯一生，无论是长征时期、还是长征前后的反围剿、抗战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低潮时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都在主导他的身体力行，并号召全党全军上下积极践行，请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洋溢的一种伟大的催人奋进的革命豪杰精神：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情怀胸襟，这精神海拔，都可视为毛泽东对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的践行。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顽强的意志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红军的意志来自哪里？当然是革命信念与信心，而一支有信仰的队伍必然依靠其理论源泉的哺育。受王夫之礼教思想影响的曾国藩的湘军已然如此，受王夫之“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辛亥革命先烈亦然，正是星火燎原的豪杰精神让毛泽东和他的最革命的工农子弟兵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紧接着，秉承长征精神的革命英雄们，无论是对付日本强盗的“三光政策”，还是在美帝国主义以火海对付人海的朝鲜战争中，都屹立于不败之地，最终一雪百年“东亚病夫”之耻，让四面狼烟中的中国人民浴火重生、“第一次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值得引为不是尾声的本文结尾的是，在今天王夫之的故居所在乡的衡阳曲兰镇，人们为了纪念少年时代偕学友易昌陶来这里亲近圣贤的毛泽东，而把三个村的名字分别改为星星村、燎原村、东亮村，意为：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号角，东方亮起来。去年，出于并村的大势所趋，应曲兰镇官方与百姓联合邀约，笔者将星星村、燎原村合村后的村名取定为馥莲村，谐音复连，其意有二：一则历史上曾为一个村的两村复连合村，恰如一枝并蒂莲；二则，暗合该乡圣贤王夫之影响领袖毛泽东的名言“不荡其馥馥之馨”，其超迈而至永恒的生命情怀，令所有高尚的灵魂不胜萦回。 （本文荣获2016年衡阳县中共党史学会“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二等奖，作者系湖南船山学社常务理事、衡阳县王船山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相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