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认贼做父并“一面倒”向外寇，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

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

直系大将吴佩孚也非常爱国。他对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战争前他通电痛骂段祺瑞：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吴兵败后，依附四川杨森。日人找到他，承诺贷款百万，赠枪十万支，帮他东山再起。吴却回答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盛意所不敢承。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至死不变。即没当过亲英美派，更没一面倒向日本或苏联。

直系干将，俺们天津人曹锟，尽管总统是以贿成，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想拉拢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坚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小鬼子做事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高采烈，连说：俺就不信，中国还打不过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曹锟郁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节节败退。日本大使趁机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并承诺可以帮助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一听，气炸了肺，当即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骂：我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即赶走日本大使。随即张遇害。临死前，张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说的是北派军阀，其实大多数南派军阀也很爱国。陈炯明被广州国民政府打败后，蛰居香港，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却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则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                           

诸位看官，连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头们都爱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