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检验真理到和谐社会，中国正在落实胡适当年的主张。

　　胡适，一支在缺乏理性的年代里被长期低估的“历史概念股”，如今在中国被重新估值。他主张的社会改良的价值，在中国跌跌撞撞地走过六十多年后，被知识界从史海中轻轻拾出，高高举起。学者熊培云在研习过《胡适全集》后，重新发现了胡适的现代价值——那些被政客们拿来包装过的政治主张，早在胡适着作的吉光片羽中就已闪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邓小平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二零零一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胡锦涛的追寻和谐社会）；

　　充分现代化（中国已实行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进入全球化的系统）；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胡适主张的理性与容忍，构成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诸多内核中的重要元素，也正是当下充斥着戾气与极端声音的中国所缺少的社会气质。当中国再度面临十年一次的党内权力交替，人们定会关心，未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过去三十年，权力与资本的迅速结合使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很难坦然面对自己曾经的阶级属性，于是，“打左灯向右拐”、“黑猫白猫论”等“实用”理论开始流行。其实，胡适早就为今日的这一切尴尬给出了答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二十世纪初，“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时髦。出产于西方的各种“主义”，什么马克思列宁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如同西方的各种廉价商品一样，被怀着各种目的的人们，纷纷贩运到中国。一时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主义”的贩卖声此起彼伏，鱼龙混杂。更有一些人，把国外的某些“主义”吹上了天。他们向国人吹嘘，只要听从这种“主义”，照它的规定去办，人民大众就可以获得解放，国家就可以走向富强。他们给国人绘出了一副又一副绚丽的蓝图。这些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但他们反对国人独立思考的作法，其危害则是共同的。
　　面对政治舞台上“主义”泛滥的现实，胡适先生及时向国人发出了千万不可盲从的警告。1919年7月，胡适先生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先生的真诚告诫不仅没能引起人们的警觉，没能唤醒人们的理智，反而召来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在胡适同李大钊等人之间展开。这场争论持续时间不长，但对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双方的争论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能否“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始的。当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胜利，震撼了整个世界，也震撼着中国的政治舞台。李大钊等人积极向国人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十月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文选》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183页）他甚至认为俄国的革命“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的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同上176页）“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同上175页）。
　　依靠人民大众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既不是马克思的专利，更不是列宁的首创，这是早已被世界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在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早已是世代相传的基本常识。由此而得出“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未免太幼稚。在李大钊先生看来，中国人只要走俄国人的道路，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去办，中国一切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解决。“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同上310页）
　　马克思的理论是针对西方的社会问题设想出来的。其正确与否在西方社会都还未得到证明，未经过检验就凭空认为可以解决中国的全部社会问题，这那里还有半点唯物主义的影子。在李大钊的心目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可以包治中国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中国人民历经几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看到了光明，终于可以得救了。
　　胡适先生不仅没有被“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震昏，而且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要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同上文692—693页）胡适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想用某种“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现实。接着他提出了自己对待“主义”的态度。“每种主义初起时，无论理想如何高超，无论是何种高远的乌托邦，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这些药方，有些是后来实验过的，有些是从来不曾实验过的。那些实验的药方遇着别国大同小异的症状，也许可以适用，至少可以供一种参考。那些没有实验过的药方，功用还不能决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地方与时代，作一种参考的材料。”（同上文717页）胡适在这里强调了两点：其一、各国情况不同，不可照搬别国的经验。一种主义只能运用在国情相同的地方。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反对教条主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吗？其二、各种“主义”理论、思想是否正确，应该经过实践的检验。这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提出自己对待“主义”的态度之后，胡适告诫我们，千万不可迷信“主义”。他说：“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    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同上文715页）胡适并非不加区别地反对研究“主义”，他只是反对迷信“主义”，反对把“主义”当做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来服从，反对用“主义”来取代我们正常的思考和判断。可以说胡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楷模。
　　当江湖与庙堂结合

　　社会实验是不可重复的，历史的遗憾也在于其不可假设性。也许中国重演一次上世纪的磨难，胡适的理论仍难以热销，但今天的中国，当执政党需要重新定位身份、诠释历史，当中国的未来需要清爽地选边时，胡适的理性与社会建设的主张变得重要起来——他主张在专制社会里强调个人权利，通过一点一滴的个体状况改善，求得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一个谋求改革的执政党可以接受的温和路线。把眼光放到华人世界里民主最成功的典范台湾——只有当江湖与庙堂形成合力，改革才会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或许，这也是今天的中国执政党在组建新的权力核心时，应该思考的议题。

　　李敖认真研究胡适，连胡适都承认，李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李敖称在台湾六十多年来只有胡适与殷海光两人够看。胡适的真精神是自由容忍心平气和，他一辈子做人从来没有喊杀喊打，就是温和才有胡适。

　　一九六一年胡适寄新台币一千元给当时读台湾大学研究所的李敖“赎当”裤子，从此这两个相差四十四岁的人开启了一段不解之缘，虽然两人是君子之交，但不容否认，胡适思想得以流传，李敖居功厥伟，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成了道道地地的胡适通，甚至连胡适自己都承认，李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

　　什么是胡适的真精神？李敖说：“自由、容忍、心平气和，不要喊杀喊打，没有新东西，也都是常识性东西，过去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要革命，这种常识就被埋没了，胡适一辈子做人从来没有喊杀喊打，就是温和才有胡适。”以下是李敖接访问的内容纪要：

　　问：胡适当年被中共列为战犯，五十年后，现在大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奉他为精神导师，你有何看法？

　　李敖：物极必反（笑），过去共产党打胡适出了很多书，如《胡适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等，有七、八本，后来时代转变了，不再批胡适，慢慢同意胡适的着作，可是人的定位并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为什么六年前去北京大学，我给胡适捐了铜像，人民币二十万（折合新台币一百三十万，约三万二千美元），为什么呢？他以前是北大校长，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不一样，先有新文化运动，然后才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是大将，所以北大既然有蔡元培铜像、李大钊铜像、毛泽东铜像、马寅初铜像，还有外国人葛利普的坟，为什么不给胡适立一个铜像呢？这是给共产党一个难题，不但他的着作要开放，连历史定位也要开放，但北大收了这笔钱以后，到今天这个铜像还立不出来。为什么我做这个怪事呢？当年我穷困的时候，胡适送了新台币一千元给我，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别人会赞美他，说当年我穷困的时候，你送一千元给我，可是我李敖不一样，还你一百三十万台币，给你一个铜像“卡”住北京大学。

　　问：胡适的思想能给大陆知识界怎样的启迪？

　　李敖：应该心平气和、理性一点看问题，不要整天群众运动，喊杀喊打，政府不需要那么大权力，老生常谈嘛，可是当时这个思想，大家听起来不够火爆，陈独秀、李大钊，还有毛泽东，都改走共产党这条路，认为枪杆子出政权，所以胡适变成被打击对象，他代表缓和的势力，抗战刚胜利的时候，胡适打个电报给毛泽东，当时英国工党胜利，邱吉尔被赶下来，胡适跟毛泽东说，你看看英国，在野党就可以把执政党打下去取得政权，为什么共产党不走这条路？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甩都不甩胡适，他认为这是书生之见，我没有这几把烂枪，早就被国民党消灭了，怎么会允许我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胡适势力代表美国的势力，就是一路讲美国好话，自由民主，美国有一段时间对胡适不错，所以共产党要打击胡适，消灭胡适思想，后来他小儿子胡思杜都自杀了，胡适生前也知道他儿子死了。

　　问：相较于大陆对胡适的尊崇，台湾对胡适相对冷落许多，为什么会这样？

　　李敖：两边都不喜欢他，左派右派都要整他，左派右派都是列宁式政党，就是有党魁、党中央、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有党纪、可以开除党员，这跟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成长背道而驰，因为是列宁式政党，所以有结论先出来了，就是它不可能促进民主政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台湾的民主是假的，国民党是列宁式政党，民进党也是列宁式政党，所以就反对胡适。

　　历史学家蒋廷黻说过，他们这一代跟胡适这一代是知识分子影响中国政治的最后一代，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被人家尊敬，现在知识分子不值钱了，被政客利用，古往今来能够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

　　可是胡适有一个本领，他坚持原则，但态度很温和，跟大家做好朋友，甚至跟当时在野的青年党（法西斯政党）主席曾琦也是好朋友，大家知道他没有野心，也愿意跟他做朋友，这是胡适了不起的地方，但这种交际应酬把他毁掉了，他有很多文化酒肉朋友，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后来他等于是在鬼混了。

　　问：胡适很会做人？

　　李敖：当年胡适在北大做文学院院长，鲁迅从南边回来，胡适说“欢迎你卷土重来”，鲁迅当场翻脸，“我可以卷土重去”，鲁迅是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性格，五十六岁得了肺病死掉了，他死后出的《鲁迅全集》还是胡适帮的忙，胡适度量很大。

　　问：在五四人物中，胡适最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李敖：他是留美派，其他都是留日本的，只有我看到这种区别，留美的训练就是威尔逊式的，留日的就是天皇那一派，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批人的训练不是美国式的，他（胡适）自由民主方面的想法比他们好。《鲁迅全集》我看了半天，反对议会政治，这难道是民主吗？陈独秀说唯物史观是科学，这批搞思想的人头脑都不清，比较起来，胡适比他们清楚。

　　问：你跟胡适的关系淡如水，后来下工夫研究胡适，对胡适思想的流传功劳很大，为什么对胡适特别感兴趣？

　　李敖：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没有什么书好看，都被查禁掉了，胡适的书没有被查禁，但有被修改，如台湾版的《胡适文存》跟原文就不一样，删掉了很多，我在《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台湾版的《胡适文存》怎么被删改，雷震看到就写一封信给胡适，说我是专家，胡适在美国看到，觉得一个大学生怎么这么厉害，把他研究得这么透彻，回到台湾就跟我见面，他说你比我胡适更了解胡适。

　　问：为什么要研究胡适？

　　你不能研究马克思嘛！台湾整个把你卡住了，在漫漫长夜里面，他还算是表面上没有被查禁的一个人物，事实上我在台湾六十多年来，台湾只有两个人还够看的，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殷海光，其他人通通不够看，不够看代表不值得一谈，可是胡适在台湾已经“老惫”了。

　　问：为什么？

　　李敖：因为他无能为力嘛，他光棍一个，他的学生、朋友们都是共产党。

　　问：为了研究胡适，你下多大工夫？

　　李敖：先把胡适的着作彻底的找到、看到，这是我的看家本领。我有一个朋友李高雄在旧书摊买到一本胡适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年谱》，里面关于胡适批评国民党的文章都被修改，被什么人修改？被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修改，所以整个年谱看不到胡适骂国民党的文章。

　　问：你说胡适对你影响不多，只有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李敖：不相信国民党，都是骗人的，党的宣传都不可信。胡适的方法是很温和的，蒋介石当时要连任总统，没有人敢反对，胡适就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希望他不要选，而且不但不要选，最好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要选的话，各党各派都会拉拢他，所以要毁党造党，让国民党分裂，互相制衡，张群不敢转达，蒋介石知道了，很光火，在《蒋介石日记》把胡适痛骂一顿，这就是胡适，别人不敢讲的时候，他敢讲真话，讲得很温和，后来蒋介石还是当选了，但胡适还是捧场，总统当选证书还是胡适当场送给他的。

　　雷震被抓的时候，胡适在海外讲雷震是爱国者，审判时他愿意做证人，这是给蒋介石难堪，后来不得已蒋介石见了胡适，事前有言在先见面不谈雷震案，聊到最后，蒋问他有什么国际趋势，胡适说雷震案让我在海外头都抬不起来，这种事怎么可以军法审判？而且只开一次庭就判他十年，所以蒋介石很讨厌他，一直骂他。后来雷震坐牢，胡适并没有去探监，被人批评。别人不知道真相，我知道。

　　问：为什么？

　　李敖：他们有交换条件，胡适不刺激国民党，但雷震坐十年牢，在监狱里要优待他，雷震在监狱里睡的是弹簧床，还有冰箱，我都羡慕死了。所以我的结论是：看雷震需要勇气，不看雷震更需要勇气！

　　问：整体来说，你对胡适的评价怎么样？

　　李敖：很难得有这样的好人，知识分子头脑不错的一个。

　　问：你认为胡适对两岸有什么贡献？

　　在中风狂走的时候，可以看到心平气和的一个人，像胡适那样，不是为了钱，用心平气和的方法、用智慧的方法，也可以推广自己的想法到某种程度，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现在的人不尊敬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