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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甘建华深度报道《铁血之剑》和《天下好人》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以甘建华《铁血之剑》和《天下好人》两本新闻作品集为例，探讨深度报道的深度在于作者文化视角的选择，即作者选择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文化视角，便可写出有深度的新闻报道来。文章认为，甘建华报道的深度即在此文化视角下所表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和他富有特色的表达方式以及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深度报道 文化视角 悲悯情怀 启示意义
深度报道见诸媒体早已有之，只是近年来更有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文化选择趋于多元所致。再者，深度报道能满足读者对新闻人物与事件的立体把握和对事物穷根究底的欲望。所以，纸质媒体常用专版推出诸如特别报道之类作品，电视媒体则以新闻专题形式播出。但综观各类深度报道，质量参差不齐。究其根由，乃是深度报道如何做出深度这个问题未能形成共识。本文试以甘建华的《铁血之剑》和《天下好人》两本深度报道作品集为例，对深度报道如何做出深度做一探讨。
我们以什么标准衡量深度报道之深？
所谓深度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教授门彻尔是这样表述的：他把报道分为三层，第一层报道是指事实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报道指发掘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报道是指在事实性和调查性报道的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我们把第一层报道称为动态新闻，第二、三层报道则属于动态新闻的纵深，而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就称为深度报道。而《中国青年报》的张建伟这个搞了不少深度报道的记者的表述就比较简单，他说“凡是顽强地在五个W中深入探询WHY的真相的报道，就是深度报道。”如果深度报道的深度应当表现为引领社会舆论对所报道的事实做出正确判断的话，那么报道的撰写者对其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所做分析、判断与评价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记者依据什么去对所报道的人和事做出评判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深度报道欲做出深度，最终取决于记者思想的深度，这个观点大抵是不会错的。
记者的思想深度又是个什么概念呢？我想它应当至少包括：记者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取向、感情倾向及学识水平等方面。由这些方面构成的敏锐性、洞察力、思辨力、语言表现力，便成为记者的思想深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应当是所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们所具备的常识，做深度报道的记者也不例外。所以，在这里没必要做过多论述，价值取向和由此派生的情感倾向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做深度报道的人写什么和怎么写，其实是由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支配的，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则是记者所选择的文化视角问题。一个记者是坚持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视角还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文化视角，抑或是两者相结合的文化视角，或者其他视角等，都直接关系到记者对新闻题材的发现和采写。
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取向，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价值原则。个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个人的价值在社会价值之上。重视个体生命、欲求，追求个性的自由等等，是这种文化视角题中应有之义。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并非否定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之存在乃是个人价值之需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未来理想社会时所指出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谓以人为本，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以个人为本。长期以来，在我国对个人本位价值观是彻底否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近年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人们才对个人本位文化取向持宽容态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持价值观是社会本位。从根本上讲，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是非个人的文化。它“重社会协调性道德，轻个人进取性道德，不仅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孝等中心理念具有社会本位特质，其弘扬的内圣外王之道、尚仁重义价值观、君子人格及大同社会理想等，无不表现出利人、利家、利国以至利天下的社会本位主义倾向。”①解放以后，我们所提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虽然常常冠以社会主义道德的称谓，但实际上是儒家传统道德观在新时期的继续。这种道德观表现的极致形式是“文革”中的“斗私批修”运动，当时所谓“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提法，实际上是基于对个人一切权利的剥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种否认个人价值取向的文化选择是多么荒谬，多么违背人性，它其实是专制主义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根据我国国情，我们的文化选择似以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价值观为宜。因为不论是过份强调儒学的社会本位主义还是西方个人本位主义，都会对人的发展造成有利和有害的双重后果。而且，任何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文化选择，都只会对个人与社会造成伤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深度报道的评价标准问题。从以上论述我们可知，深度报道之深取决于记者的文化选择。我以为，在我们当今社会，我们的新闻记者如果选择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价值观，那么可望做出深度报道之深来。浏览媒体所载深度报道，产生轰动效应者有之，但轰动之后便归于沉寂；应景之作有之，让人一看题目便不想再读下去；与权力结缘之作有之，那谄媚像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与商业攀亲之作亦有之，其铜臭气味让人掩鼻。所有这些都与记者个体所选择的文化视角有关，因为他选择的要么是社会本位文化视角，要么是权力本位文化视角，要么是金钱本位文化视角，于是他不得不迎合一些人的窥测隐私的心理，或不得不看权力者的眼色，或盯着有钱人的钱袋。
而一个坚守社会良知的记者，他对每一个个体都怀着悲悯的情怀，力图与他平等对话；他对每一件事都力图用一把尺子去丈量。他做出来的深度报道应当是这样的：写事件，写出事件的真象，揭示真象背后的缘由，表明自己维护正义的态度；写人物，写出人物命运，或悲剧，或喜剧，探索造成人物命运的根源，表现作者对同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样的深度报道，让人读了，觉得世间有真情，有正义，引导读者向善，向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真正有深度的报道应当是以人为本，仗义执言，关爱弱势群体，抵制社会丑恶，弘扬社会正气，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正是基于这种观察和思考，我们发现了甘建华和他的深度报道的价值所在。
《铁血之剑》和《天下好人》之深是怎样表现的？
甘建华2003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深度报道《铁血之剑》和《天下好人》，一经面世，即在社会上尤其是新闻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两本书是他十多年来发表在国内媒体上的作品，书中多数作品在当时发表时都引起过强烈反响，产生过轰动效应。《知音》杂志副总编辑雷一大认为，甘建华的这两本书“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的丰富性和深入性提供了实证，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达到了一个地方记者所能达到的高度”。梁衡在《责任是成功第一步》中指出：“一般记者大可不必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因为我们总难逃脱‘新闻是易碎品’这个规律，将已破碎的瓷瓶收集并上架陈列，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欣赏。与其花这种无用功，不如赶紧去制作一件新瓷瓶。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作品集中的作品是超出当时的人或事，而折射出作者个性的光芒或新闻原理的脉络时，这本集子就值得出版，值得玩味了。《天下好人》、《铁血之剑》就是这样的两本书。”大家毕竟是大家，梁衡先生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新闻学专家的眼光来评价甘建华这两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他说得多好：新闻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要“超出当时的人或事”。以我的理解，超出当时的人和事就是作品的深度之所在。当我读完这两本书时，我感触最深的是，作为新闻作品写得如此之好，最关键的因素便是作者具有悲悯的天下情怀，宏阔的文化视野。这两个因素使得作者具有一般记者所没有超越意识。当作者陆陆续续发表这些新闻作品的时候，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未在我们政治生活中提出来，但甘建华的新闻作品却处处闪耀着以人为本理念的光辉。抚今追昔，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且从这两本书中随意挑出几篇解读便可印证我的感触。
在《铁血之剑》第一篇，是《华人黄楚才海外婚变真相》。作品写的是当时轰动海内外的我市在美国的青年工程师黄楚才婚变的事。此事在当年《羊城晚报》就做过专题报道。与当时一些媒体报道视角不同，甘建华在跟踪此事两年后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写出这篇最初发表在《知音》杂志上的深度报道。这篇报道着眼于黄楚才个人的命运与性格，写出这个出生在衡阳市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青年发愤读书，寻梦美国的人生追求，慨叹他后院失火，留守国内的风流妻子红杏出墙的不幸遭际。写出他不计妻子前嫌，以宽阔的心胸容纳妻子的出轨，靠个人打拼把妻子也接到美国的男人度量。再叹他“异域受辱，男儿泪流成河”的不幸命运：妻子不思悔改前错，又在美国找起了洋情人。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还与情人联手羞辱直至伤害自己的丈夫。而号称最讲法治，最讲人权、自由与民主的美国却把黄楚才送进监狱。这样的冤屈是可以至气短英雄于死地的，何况凡夫俗子了。可是黄楚才这个华人工程师，没有倒下，他奋起反抗了，寻求祖国法律的支持，与无耻女人离了婚，他还要拍案而起，状告美国政府，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这就是甘建华笔下的黄楚才。读完这个报道，你不得不为黄楚才的不幸流泪，又不得不为他的坚强和反抗行为喝彩。象这样的报道再过若干年也不会成为“易碎品”的。因为，这个报道弘扬了正气，鞭挞了丑恶，写活了一个命运坎坷，性格倔强的男子汉形象。
像这类关注个人命运，喊出正义之声的报道，在《铁血之剑》中的第一辑《无爱年代》和第二辑《警世档案》中的二十篇报道中处处体现，它们有力地证明了甘建华获得“铁血记者”美誉是当之无魁的。在《“炒股大王”魂断玫瑰陷井》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王均宁的“新兴资产阶级”因炒股暴富后，如何在女色的诱惑和灵魂的放纵下走向深渊，在行将结束43年人生的生命倒计时时他无限追悔的故事。这作品可称得上是警世恒言，它对所有人如何驾驭自己的欲望都是警世钟声。在这里，我看到作者的文化视角显然有站在社会与他人立场对王的批判，但同时作者不止于这个立场，他对王均宁又怀着慈悲之心，写他“在湖南省衡阳市第一看守所的重刑犯监舍里，一旦预知到最后的时刻正一分一秒地逼近时，王均宁的心就怦怦跳得越来越厉害。他一边揪着日渐稀疏的头发，一边极力诅咒着自己的愚蠢，多么希望日子能够从头再来啊！”这样写法与通常所见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之类的结局写法相比，就别具境界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的结束对个体而言，无论如何都是悲剧。
类似报道还有，诸如医学教授汤永群与已婚学员婚外恋（《知名教授癫狂恋情大败局》），女演员任晓丹红颜薄命（《花鼓戏名伶遭遇辣手摧花》），因乱伦引起的谢家兄弟姐妹间的爱恨情仇（《苍天有泪》），总经理玩情人玩出火来（《以爱情的名义杀人》），“非凡女子”为铲除情敌，卖淫买凶（《仇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当代潘金莲为骗保而杀人（《大山深处的恶之花》），千万富豪为美女金钱所毁灭（《金钱美女毁灭千万富豪》），母亲残杀不孝亲生女（《“青春小姐”被杀之谜》）等等。这些报道在揭露社会中人生丑恶面的同时，更深刻分析这产生这些恶行的种种原因。又对所有的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怜悯。让人读了看到作者那对同类的终极关怀的心胸。我以为，这便是深度报道的深度。
甘建华深度报道之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他在坚守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文化视角下，竭力歌颂人性之美。这在《天下好人》这本书里得到印证。在该书第一辑《封面人物》中，我们看到，在2000年10月6日，维吾尔族“高空王子”阿迪力在南岳高空走钢丝，创造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本身就是美的。但作者却着重写出英雄背后的美人，阿迪力妻子依巴古丽的美丽外貌与心灵。写出她与阿迪力的浪漫爱情传奇，写出她现场目睹丈夫英雄壮举时那颗悬着的心。作品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依巴古丽在祝融峰的终点守候丈夫的成功，深情的眼睛流露出内心的焦灼。她时而默默地注视远方，时而双手抱掩面颔首沉思，时而用纤细的手轻轻地握住钢丝，丈夫的成功是她的心愿，丈夫的安危是她的牵挂。”当丈夫跨越钢丝过半进入上坡阶段时，“浓雾里又飘起了小雨，随着阿迪力吃力的喘气声和偶尔吃力的报告声，观众的心再次被揪紧，无数的群众在掉泪，他的爱妻依巴古丽在抽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从事高风险职业的丈夫休戚与共的美好心灵。（《南岳祝福维吾尔英雄美女》）
在《夏明翰的家庭、婚姻与爱情》中，我们看到，人们心目中那个视砍头不要紧的硬汉子形象，原来也是个柳荫花下的多情种子。在《世界冠军李敬的真情告白》中，我们看到那个多次荣获世界冠军的李敬，面对记者的采访，他的真情告白却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崇拜的是父亲，是了热爱的是母亲”。没有半点豪言壮语，这朴实的话语中透露的是人性中最为美好的品格。在《天下好人》一书中，这类似的报道比比皆是。
甘建华深度报道的启示意义
甘建华的深度报道自然印证了文化视角的正确选择给他带来了成功。这种文化选择下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意义：
一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是否真正践行中央提出的“三贴近”要求是其所做出来的新闻作品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也是新闻报道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达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之目的，这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这项要求可以说兼顾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文化观。
“三贴近”要求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只顾两眼向上，一些新闻作品实际存在着“三脱离”现象。所以，看报看题，看书看皮，越是党报越要靠行政手段去发行。甘建华的报道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体现其作品“三贴近”的要求，他鞭挞丑恶，赞扬美好的人与事，选材不拘一格，作品大多选自普通平民百姓题材。在《铁血之剑》第三辑《人命关天》中，作者一连为张四莲写了三篇深度报道。张四莲一生在遭遇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三大不幸之后，又经历两次医疗事故且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变故。面对这个苦闷的女人，甘建华象一个侠客拍案而起了。在第一篇报道中，他写出了这个女人在某医院里因流产结扎而被无故切除子宫，稀里糊涂成为第三姓。又因此留下后遗症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反被丈夫抛弃，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接着，屋漏偏遭连夜雨，儿子死于车祸。不久她在另一所医院被误诊，花钱买了一个更大的伤害而得不赔偿。这一连串的不幸将这个弱女子推向生活的绝境。任何一个硬心肠的人读罢这篇报道都不能不为之动容。甘建华则更是一腔正义热血，接下以《衡阳秋菊打官司》和《救命岛上的荒诞神话》为题写出有关医院的冷漠无情，写出张四莲这个弱女子的绝地抗争，写出司法界与新闻界施以援手，写出医疗事故责任单位阻击舆论监督等等。三篇报道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为张四莲不平了，也不止于对某个医院冷酷无情的揭露，其批判的矛头更指向现存医疗体制的弊端。真令人不能不深长思之。这样费力不讨好的报道，在市侩气弥漫的今天，有多少人会干啊。但甘建华干了。我们从甘建这类似的报道中看到了记者与下层人们一起受难，一起反抗的情怀。
二是在市场与阵地之间寻求平衡点。
甘建华的报道所体现的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文化观，使他的报道既为官方认同又为人民大众喜欢，从而在市场与阵地之间寻求到了一种平衡。这是他报道深度的表现，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又一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宣传工作的着力点主要在如何坚守社会主义舆论阵地上做文章。报纸能否反映人民生活脉搏的跳动，为人民喜闻乐见是做得并不好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越是党报离市场便越远。倒是晚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具有靠市场生存的特点。这就向所有媒体提出了一个媒体作品如何在市场与阵地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问题。其实市场与阵地是可以平衡的。党中央提出的“三贴近”要求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寻找平衡点的理论武器。因为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原本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从根本上讲，不存在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对立问题。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闻报道是最能体现市场与阵地相统一特点的。可是，一些记者做得并不好，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市场与阵地对立起来。他们在做报道的时候，总以为反映了老百姓的疾苦，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不公的事件，就会有损于执政党颜面似的。于是，他们宁愿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文字，以迎合上意，也不愿睁眼看看丰富多彩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更不敢直面复杂的社会矛盾。但是甘建华同志不一样，他的报道既反映民心，也反映了党心，既是市场的，又属于坚守阵地的文字。他出版的两本深度报道集子里不少篇目就在《知音》这个全世界发行量最大刊物之一上面刊载过。人民日报出版社为这两本集子出版，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先生为其作序。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甘建华在市场与阵地之间游刃有余。所以，他的作品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是表达方式问题。
新闻作品之所以是“易碎品”，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不能象艺术作品那样可以虚构、夸张。真实是新闻作品的生命，这是常识。也因此，要想把新闻作品写得象小说一样吸引人是很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作品就写不出可读性来。我们所读的甘建华这两本集子可读性便很强，他的有些作品甚至连看几遍也是有兴味的。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表达方式问题。新闻事件的真实性是一个常量，作者当然不必妙笔生花做随意加工。但新闻作品的篇章结构与语言表达则是变量，是最能显示作者才华的地方。这好比做菜，同样一个菜，不同橱师做法不同就味道不同一样。甘建华作品有三点值得我们探讨，一是作品结构上的特点。他的不少报道一开始都有一段精炼的文字把他要报道的人与事的结局或主要抢眼点介绍给读者，让读者从第一行起便被吸引住，从而带着悬念，产生一种要读下去的心理。然后，文章象蚕抽丝，又象给竹笋剥壳，将人物的命运经历与事件的来龙去脉层层展示，直到露出真相。再者，他的每篇作品在行文中都精心设计几个抢眼小标题从而强化读者的阅读兴趣。如《银行行长蒙冤六年六进六出公安局》一文中有这样几个小标题：“祸从天降，卖淫女举报行长嫖娼”，“三番四次，黑白道上演猫戏老鼠”，“寻求真相，千万里洗脱不白之冤”，“荒谬绝伦，新世纪再度运交华盖”。这种结构方式，切合读者阅读需要。二是，作者不满足于把故事讲好，把人写好就行了，作者还恰到好处地主体介入，即在必要的地方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与议论，满足了读者寻根究底的心理，并引导读者一起分析评判，从而提升读者的阅读境界。三是叙述语言富有特色。作品的语言干净、明快、精炼，表现力强。如他对南岳的介绍，二三百字便写出了名山的特色与神韵：“南岳衡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它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至长沙岳麓山为足，巍峨七十二峰逶迤盘桓八百里，素有‘五岳独秀’、‘文明奥区’、‘中华寿岳’之美称。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登临峰顶，极目楚天，流盼崇山峻岭，便可领略到‘惟有南岳独如飞’的气势。两千多年前，尧、舜曾在此号令诸候，大禹曾在此拜取治水方略，宋徽宗题书了‘天下南岳’牌额，康熙撰写了‘重修南岳大庙碑记’。历代名流学者李白、杜甫、韩愈、黄庭坚、朱熹、王夫之、郭沫若等留下数以千计的吟咏；当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伟业。南岳还是我国唯一佛道并存的名山，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南岳衡山以其‘历史悠久名气大，五岳独秀风光好，中华寿岳众人仰，佛道并存影响广’大特色著称于世”。
总之，从甘建华的两本深度报道作品集中，让我看到，一个记者如何选择适当的文化视角，如何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如何驾驭自己的文字，是深度报道之深所有探讨的基本问题。
On the Depth of In-depth Reports: the Choices of Cultural Perspectives
——Taking Gan Jianhuas The Iron-willed Sword and Good-Person Under Heaven
for examples
Luo Yuc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421001
Abstract: The article,taking Gan Jianhua′s The Iron-willed Sword and Good-Person Under Heaven for examples, inquires into the depth of in-depth reports which rests with the choice of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he reporter. In other words, the reporter can write out in-depth reports if he chooses a well coordinate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one′s own department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depth of Gan Jianhua′s report news is manifested in the compassionate and merciful feelings in his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in his distinctive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his reportings.
Key words: in-depth reports; cultural perspectives; compassionate and merciful feeling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参考文献：
①涂可国《论儒学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悖论及其影响》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注：甘建华深度报道作品集《天下好人》、《铁血之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罗玉成，1952年4月生，湖南衡南县人。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文革”结束后通过考试当过民办教师。1984年7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7月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结业。现任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衡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衡阳市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衡阳市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等职。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及杂文创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凡30多万字，其中《法治推进中的希望与隐忧》一文获衡阳市第六届社科进步成果二等奖。《主旋律文学研究》（现代教育出版社）为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结题专著，有评论家称之为“主旋律文学研究的拓荒力作”。与人合著《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中外当代文学名著导论》、《中外寓言鉴赏辞典》、《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史》、《中国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孙子兵法与人生》和《当代大学生的公关调查与公关策划》。
(责任编辑：井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