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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水作 毅江书——兼论人文校园建设的迫切性
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的源头。这个说法来源可靠与否，姑且不论，但世人是如此的相信它依赖它，至少说明它属于“人心所向和群众的眼光。”
我的这篇小论文，首先想到的也是将孔子收为论据。理由一：孔子是中国人文主义的开派宗师，既为理论者，也是践行者；理由二：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教育家。
作为政治家，孔子的“仁政”是失败的尝试；作为思想家，孔子“述而不作”，基本上停留于启蒙阶段；但作为教育家，他手脑并用，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且卓有成效，如审定《诗三百》，订《春秋》，汇编《尚书》，《礼记》，《周易》，《乐》等，这就是历代儒士相传的“六经”；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具权威的官方学府科目。
孔子的教育思想很丰富。我们从最常被津津乐道的几个观点来看：“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人不知而不愠”，“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不耻下问”，“克己复礼”，“君子成人之美”，等等，无不体现了孔子待人的人文襟怀及对每个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视，一如他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倡“仁政”。观孔子的全部言行，一言以蔽之：人文而已矣。
孔子以降的中国历朝各代以至今日现代文明熏陶下的校园，是否实现了孔子的理想？我的回答是：一直来中国官方掌控下的学校，大多与独立办学的孔子教育思想背道而驰。三千年文明古国，精神文明的车轮并没有跟随物质文明一起协调向前，只有政治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强大推动力，大众人文素质的整体水平几乎完全依赖于开明最高统治者的引领，而不是优秀民间知识分子主导。翻阅中国历史，有明显的一正一反两个例子。一是天下第一书院岳麓书院的成功。岳麓书院诞生于中国皇帝的开明度唯一可以与唐代媲美的北宋，我们的古代教授们终于用中庸的思路找到了一个专制政体下最好的办学方式，即比孔子的私学物质条件更优越、比历代官学精神空间更广阔的书院教学模式。具体操作是大师主持并聘用教师，自主招生，校址偏离城市，民办官助，相对独立。岳麓书院之品牌开创是张栻朱熹联合造势的结果，千年基业奠定于历史上那次著名的的朱张会讲，史载“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就是学术氛围浓郁的证据。而在平常，“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生响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蛊矣！”这种场面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人文精神的磁场。我先后读过当代文学名家余光中、余秋雨、龙应台、黄永玉等人步入这所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后的观感，他们无不感叹其辉煌背后人格力量的代代传承与灌注。二是明代末期的文学社团复社，全国举人以上的社员多达3000余人，一时声震朝野，其运作出来的声势之大，力量之强，很显然意味着中国民间人文力量的进一步崛起。然而，因为正不压邪，因为失节文人与本有几分忌惮的最高统治者联合镇压，复社在其首领张溥被暗杀后土崩瓦解。
自有文化以来，文化就是统治者手中的扑克牌。这扑克牌的游戏规则自然是朝着统治集团有利的方向制订。从门阀制度取士到科举取士，只是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需要的一种调整，客观上有利于民间文人的崛起。然而中国政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墨多朱少的染缸，一旦人在江湖立即身不由己，其实是缺乏如史可法、文天祥、谭嗣同、秋瑾、陈天华、夏明翰等的由民族人文精神陶铸而来的正气。文人大多于寒窗之时想着功名利禄，一朝鲤鱼跃农门，春风得意马蹄疾，能顾及百姓生死乐苦，少怂恿各自的主子争夺更多名利就不错，哪里还来得及顾念大众的文化品位？因此，除非有唐太宗那样修养很高的圣贤式的皇帝，历代统治者很难将他们尊奉的孔圣人的读书基本理念——人自身的需要，大力倡导和扶持。历代王朝尊孔乃至神化之的原因，我怀疑只是孔子说对了一句话：三纲五常古今通义，等级礼仪永不可废。此外，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文化规范。在他们眼里，孔子永远不会走出历史半步、也永远没有缺点可言。至于孔子及其后学的仁政、民本、反战理念，他们当然也是重视的——形式、口头、表面的重视，毕竟很有必要的。说到干部教育，其实古代最好政治的经典范本《贞观政要》多好，中国最好的史书两司马的《史记》《资治通鉴》多好，唯物史论刘知几王夫之的《史通》《读通鉴论》多好，为何不能用作现成的研究教材？人类有一种由自私延伸而来的自大情结，喜欢闭门造车，搞自己的一套，满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救世主，于是党同伐异，孙蔡黄反袁是因袁如此，朱周毛反蒋是因蒋如此，刘贺彭……（此处删去六个字）如此，历史永远上演相似的悲剧。知今宜鉴古，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史书是人类迷途时最好的指南针，是治病救人最好的方药。可是，“井底血函空郑重，知音谁与挑灯读！”（王夫之）
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农耕文明，从全国范围看，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如今随着工商业崛起，物质文明飞跃发展，带来人们价值观的集体转向：人际关系日趋功利化，治国平天下的信仰支柱被推倒、气节牌坊被嘲笑，笑贫不笑娼、耻下不耻贪成为通识，乃至纯净灵魂的最后防线——校园里也传出“做成功贪官与富二奶”的口号。问题出在哪？一方面，科举考试的毒瘤仍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出来的不仅多的是纸上谈兵死板教条的家伙，更可怕的是试卷决定人才的独木桥取士方式产生的依然是利禄熏心之辈，这班人参加工作之日也就是付本吃息之时，人文精神？于我何益？！艺术修养？缺少雅兴！另一方面，问题出在教育理念与管理本身上。如今无论公办学校，还是乞食于官方的私立学校，主持教育教学的校长不是那些受当地官员尊重乃至以弟子身份慕名求教的学者，相反乃是一个个在普通师生前面官样十足，到了官大一级的真正官员面前，往往又成了奴性十足的下属。教育学生，也大都与官员会场训话的党八股如出一辙，假大空套，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甚至经不起理论的推敲。有细心的网友对比了中美中学生守则，窥出两国不同体制影响下的一斑：中国学生的守则大而无当，美国学生的守则精准而操作性强。我们且不谈“今外”，但说咱“中古”：一部小小的《论语》，从其贯穿始终的师生平等而又充满生趣的对话式课堂中，我们不难得出“爱的教育、寓教于乐、细节就是上帝”等现代教育理念，我们不得不由中国教育的源头之水之清而击节赞叹为正宗的素质教育！而从“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这样重形式、求漂亮的口号中，也不难看出夸夸其谈与作秀掩盖了实质内容的教育者的虚怯。
在各种虚假华丽外衣的掩盖之下，在高考选拔人才的大棒子堂而皇之指挥下，学校更加可以肆无忌惮的将精力财力投向高考保苗生。本该是生机勃勃的文化原生地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一律成了生产应试机器而高速运转的厂房。“一生考学百生陪读”，学校不惜以牺牲大部分学生的素质培养换取少数学生的高分低能，而多数学生不仅低分，而且低能；不仅低能，而且低德——谁之责？！各种有利于学生生命价值提升与个性发展的音体美技、实践活动，由于未列入高考科目（因为不是纸上活动）而不被重视。据笔者最近了解，某县一所中学，甚至连语文课上的“朗读”环节也被其当家人横刀剥夺，理由是无益于高考！师生们每天面临是高悬眼前的考试利剑，为了拼时间，平时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国家法定假日也因为山高皇帝远而被统一号令补课，周末成了周十三甚至周二十九。久而久之，处于人生春天的孩子们要么沉湎于手机游戏、网上聊天、色情书刊乃至参与校园黑帮，要么一个个内心世界冷漠如石，没有温度，没有颜色，没有生命的萌动，唯有“我不相信”的情绪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
教育界尊奉孔子为师祖，是我们国家民族之大幸。我相信只要这一圣像还能投影在国人心中一日，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种子就不会一日不会消亡。如果要为各级各类学校拟一则共同的校训，作为安放于人文精神薄弱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心中的警钟，我会毫不犹豫地奉上：“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与最伟大的教育文化工作者王夫之的座右铭。中国教育文化界最惨淡的文革乱世，只剩下一个人以此联自勉以毛选为伪装埋头苦读万卷书，他就是拨乱反正后被西方惊呼为劫后奇迹的钱钟书。在这个开放多元的和谐盛世，我将上述名联的下联改为“千卷通神臻圣贤”。每一所学校都应该将孔子的私塾教育理念与中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学习船山精神，引领学生先全面发展而后在自己的领域别开生面；每一位学生都应该在宝贵的学生时代读破千卷书，而后才能无论在哪个方向发展都如有神助；每一位不愿虚度此生的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力求臻至圣贤之境。一生追慕圣贤船山先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定天下的曾国藩，也有一联堪称经典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由此，我还要将我仿效曾文正公的座右铭，赠言我的同仁们以求互勉：若谋私利即谋枷锁，不行人文便行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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