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在2500年前的夕阳残照下，他始终是以一个被放逐者的姿态，孤独而傲岸地置身在主流社会的热闹人群之外。但这种游离与疏远，却又有着过多主观躲避的成分，那是一种天性皎洁的高尚人格所致。前途穷蹇，四处壁垒，怀揣终不得抒的理想与抱负，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之上。周遭是罡风烈烈，一个人却浩浩荡荡。虽荆棘缠腿、步履维艰，但因心有所向而乐此不疲，虽遗世独立、衣衫褴褛，但因胸有所怀而矢志不渝。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
    
    听到一曲美妙的韶乐，便沉浸其中，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简单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将生存的快乐简约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甚至为向学生辩解自己内心无亏，不惜指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简单到在落魄之中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时，却一脸妩媚地说，“然哉，然哉。”
    
    他也是一个浪漫的人。
    
    他相信，人人如果都心底亮堂，处处都烛光闪耀，那么世界就会光明一片。重要的，就是君子从自身做起，来启亮人世，开解混沌，驱除低下、龌龊与鄙吝。他懂得，知识分子的全部担当与使命，不是拥坐书城，俯仰其间，与书籍悠然独对，在笔墨间消遣人生。而是通过博文约礼，完善自己的德性生命之后，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化愚顽，明盲瞽，去邪佞，为他人心中植绿，为世界垦荒，通过改造人心改造世界，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纲常有纪的和谐大同社会。
    
    他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他从来没有忘却一个文化者对统治者的规劝与教导职责，他强调“政者，正也”、“取直错诸枉”。他呼唤所有的统民之人，视民如伤，心怀黎元，苍生在念。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而这种呼唤终是空谷传音，有去无回。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一己之力孱若草荠，但信念在怀，大道荷肩，他守之不移，持之以恒，这便有了悲剧的色泽。
    
    他走得太远，超越时代的睿思尚不能被他所生存时代的大众所理解，他站得又太高，高居众人头顶视线之外，又绝非被时人所能看到，这些都构成了哲人永恒的生存宿命。但，凝重与庄严就蒸腾于其间，向四周袅袅挥散，虽无人观瞻，愈显静穆与神圣。
    
    伫立在出云的山巅，为众生作亘古的瞭望，瞭望者自己便不能不承接寂寞；避开喧嚣的尘世，让思想款接天地古今，为大众思考生命与永恒的真谛，思想者自己便不能不拥抱永久的岑寂。
    
    他就是孔丘，孔仲尼。

   一
    
    这些都是他，但又都不能准确概括他。
    
    雨果说伏尔泰，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孔子知识的丰厚、眼光的超迈、做人的笃实、行事的执着、沛胸的道义、高蹈的人格、健全的德性生命、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影响中国数千年政体与文化的思想体系……都在指向这样一种语言学界定：孔子已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文化的标高。
    
    历史对孔子的身份认定，是三个依次强化的学术肖像：
    
    首先，他是位老师。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将在官之学下移至民间，打破教育门阀，实现“有教无类”的伟大教育家。
    
    其次，他是个重要的文化拾荒人。通过潜心书斋，全面整理古典经籍之中，祖述尧舜，宪章汤武，上承三代，下启来世，这是衔古接今的孔子所独具的文化里程碑意义。
    
    其三，他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中国建立起一种庞大而系统的学术体系，并赋予“儒”以强烈的使命感、自尊感和内在德性力量，使之传习不衰，构建了中国士大夫层的集体精神生命——守死善道，士不可不弘毅。
    
    不管是哪种身份认定，孔子都具有开山立宗、举灯映路的非凡意义。决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至伟作用。
    
    周平王东迁之后，社会矛盾更为加剧，天下大乱。伴随诸侯国的不断强大，周王室虽为天下共主，但已摇摇欲坠，不复有一统天下、号令诸侯的力量。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战乱频仍。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礼崩乐坏，斯文扫地，传统文化难以为继。《庄子?天下篇》在描述这一文化道德紊乱期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感谢孔子，正是孔子潜心书斋，敏古好求，删《诗》、正《乐》、定《礼》、赞《易》、修《春秋》等一系列文化抢救性工作，保存了传统文化，起到了振衰继绝、接竹引泉的历史作用。
    
    宋代邵康节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可以看出，没有孔子文化拾荒行为，滥觞于尧舜禹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早已可能枯竭、断流。
    
    而浇铸其万古师表地位的，则是他开天辟地地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律约、以“中庸”为手段的思想体系。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说文》中解释“儒”，为“术士之称。”这就是说，儒在孔子时，是与其他具有六艺之能，并藉此求仕的行当并列，除了有别于躬耕于垄亩的野人，和骑士、武士、乐士、术士等完全一样，只是一种普通的行业。儒学成为学派，也仍是孔子首创之后，经子夏设教西河，大雅传诵，以及子思开馆授徒，将儒学发扬光大之后的事情。
    
    孔子生值春秋季世，当其生年，他的学说不过名列九家之一，还远远不能称之为显学。老子的无为论，墨翟的兼爱说，法家的法统论，都与之分庭抗礼。所以，齐国的晏子、楚国的子西，以及陈蔡那些大夫们，才都可以坦然对儒学挞伐，屡屡攻击。将孔子学说独家挂牌为儒学，并且实现亨通、显达，过上了好日子，是到汉高祖才有的事。自那时起，孔子才被请到祠里享祭，受用起生牛肉大礼。在隋唐以前，孔子是跟附在周公之后享祭的，提到儒家学说，必是周孔连称，犹如老子前面要有黄。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年，诏停周公先圣，孔子才从原先的二哥位置，跻身到一哥的坐椅。

  这些，当然都于纯学术意义上的儒家文化本身毫无干系。让人感兴趣的始终是，他独创的系统而庞大的儒家学术体系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是的，就在那延宕数千年而不衰，至今仍为人类社会向往并追求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民本思想之中。
    
    孔子知道，只有建立一个“均、和、安”的理想社会，杀戮才会停止，纷争才会熄灭，紊乱才会找回秩序，道德才会得以回归。
    
    围绕这一目标，他建构了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首要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问题，每个人应当加强德性生命的塑造，即“仁”；其次要对人进行律约，各安其分，即“礼”；最终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即“中庸”。
    
    而如何使人具有仁、礼与中庸，那么就是教育。儒学终究来说是一门人生实践之学，在老师方面，是用启发的方式，循循善诱弟子去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真实和谬误，从而达到对人生和道义的了悟；而在学生方面，则需要践形尽性，从老师教诲中得到启蒙，然后再回到自家身心生活，对世界和真理有所体认和存养，最后实现知礼而达仁的境界。只有人人存仁体礼，由个体的人放大到组成社会基础单元的家，继之再放大到邦国天下，那么就会实现“均、和、安”的理想社会。
    
    一个系统的中华文化体系就此横空出世，巍然矗立！
    
    一个完备的中华思想谱系就此扎根民间，荫庇万古！
    
    钱穆说：“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这是无疑的。广播下层的是社会风俗，英华结露而表显在上面的是历史上的各方面人物。而传衍悠久，蔚为一民族之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之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并不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国民族之历史与其文化，乃是中国民族之内性之发挥而成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者，期间最要的一部分，则为儒家思想。”
    
    孔子所创树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政体纳入，因而始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其倡导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也成为东方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
    
    如果不数典忘祖，那么就该承认，历史上儒学一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体，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在中国内交外困的某些特定历史时刻，比如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人们曾对儒学进行批判和挞伐，但今天看来，这些弥漫着浓郁火药味的运动，依然缺乏学术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静，多的是革命名义下的呼啸，还有就是不明就里式的蛮横无理。因为汉儒把孔子神圣化、谶纬化，隋唐将孔子断章化、分裂化，宋儒将孔子印心化、教条化，这么一路折腾下来的孔子，早已不是夫子本人能认识的模样了。法朗士说过一句话，“生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实在是种大不幸。在活着时，他备受苦痛，而死后，又硬被不相干的人作弄，最终使自己变成与己毫不相干的人。”
    
    让我们听听这样一些声音：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
    
    朱熹说，“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法国思想启蒙导师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在其中未发现任何别的东西。”
    
    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1988年，诺贝尔获奖者齐聚巴黎，探讨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达成共识：“21世纪人类欲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到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当然，被后人泥塑成“素王”供奉在大成殿里，孔子会为此深感讶异而可笑，他会认真地说，这哪里是我呢？

  二
    
    行走在春秋末年，孔子比烟花更寂寞，比浮萍更伶仃。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端的是德不孤，必有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几位最重要心灵导师，在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几乎同时相约在东西方接踵面世。
    
    先孔子15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在迦毗罗卫降生；后孔子11年，古希腊哲学、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里特出生；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面世；具体出生年月不详的老子，却与孔子在公元前518年的周王室洛邑有过清茶袅袅融会心的促膝交谈，因交谈者的伟岸身量，这次会晤注定是空前绝后的，那是站在人类思维巅峰上的最伟大智者的会晤，是中华民族两位精神原创者的绝世会见。
    
    人类文化的天空，因这几颗耀眼星宿的横空出世，陡然变得璀璨至极。从此，他们彼此镶嵌在人类哲学的母版天空上，熠散着冷峻而永恒的光亮。
    
    而现实之中的孔子，只带着俗世遮罩给他的卑微与辛劳叙写他成长中的岁月。
    
    3岁丧父的孔子，在寡母颜征在教育下，自幼就习好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及长，20岁时担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21岁时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此即孔子自况：“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公元前522年，30岁的孔子从此已奠定了治学、作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与道德基础。至是，开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鲁国权臣孟僖子将死，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由此可见，其学问与道德之名已经盛传。
    
    孔子的政治生涯是从公元前501年的51岁开始的，先任中都宰，次年升为小司空，后擢而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实现大治。
    
    官位的亨通，生活的裕如，这些永远是不属于哲人的。即便拥有，也只会是暂时，一切都会转瞬而逝。因为真理在怀，他会时时向虚枉与丑陋质问，因为爱意在胸，他会时时对民众的苦难流下艰涩的眼泪，因为道义在肩，他会时时向谬误的现实愤然。
    
    果然，公元前497年，为败坏鲁政，齐国选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终致失望的55岁的孔子，远离母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漫漫风尘之中。
    
    临走时，他唱了一首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鸡鹜升堂，凤凰远潜。月虽是故乡明，但亲爱的故乡已被位居上僚的少数混蛋搞得乌烟瘴气，理想被现实彻底瓦解，只剩下失望之后的深深绝望。那就轻咳一声，拂下衣袖，转身而去。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远走时的心境，永不是《诗经》中“适彼乐土”的那种欣然，而是充满郁愤的无奈，很像愤然离开李希诺斯夫亲王时的贝多芬。音乐家留下的纸条是：“亲王，你之为你，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孔子没有贝多芬的私人化怒怨和愤懑，他只因大道不行而尽弃所获，出逃与远离也非寻找新的依托和寄靠。
    
    就这样，毅然决然，他将自己从一个大司寇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哲人在自我形体认知上是没有归属感的，他的本意就是漂泊，就是伶仃，就是游牧。驻也由我，行也由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羁绊我自由的双脚，这就是大自在的人生，这就是永恒的行者。
    
    一流的心灵，不光盛放着智慧和关爱，还永远留着一张空荡的床，供忧患栖息，让忧伤小憩。所以，不管佛陀，还是老庄，不管真主，还是耶稣，都讲求逃离安逸，坚持苦修，于财色名利的红尘之外寻求抵达智慧的艰难跋涉。
    
    但，一个55岁的老人，就为了对真知与道义的向往与拥抱，从而不顾年迈体衰，放弃至尊的高官位置，扔掉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自我放逐，远离故乡，一头走向前途未卜的夜色苍茫之中。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辛酸的一幕。
    
    夕阳西下，一个忧伤的老人，一辆破旧的牛车，一条通向远方的迷茫之路。他将从这里走出去，用双脚丈量山河，用思想丈量文化。
    
    那就走吧。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

 三
    
    这一走，就是漫长的14年。
    
    需要多么坚韧的健壮肉体，才能经受长达14年之久的坎坷崎岖路之上牛车的颠簸呢？何况他这时已经是一个55岁的羸弱老人。
    
    信念，是一种存放在内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间一种无声的精神唤醒，成为生命的大自觉。而一经产生，其力度就远远大于一切，包括孕育这种力量的肉体自身。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活，为真理存在，虽筚路蓝缕而不苦，虽赴汤蹈火而自若。简约生活，轻视肉体，慨然生命，全因为他心中托着尊贵无比的信念。
    
    “吾欲仁，斯仁至矣！”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
    
    孔子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于此。道义在肩，舍我其谁？因为真正的智慧和知性，必是以追求人格完整为目的。他只向更为完美的人格折腰，只愿意在陶冶情操的路上，甘心接受所有的苦难和磨砺。
    
    但，路上等待孔子的，又绝不只是饥肠辘辘的穷蹇，风尘仆仆的艰辛，还有无尽的凶险磨难。
    
    就像头戴荆冠，背负沉重十字架走向他个个山受刑路上的耶稣，所展现的高贵与仁慈，灾祸如影随形伴随在周游路上的孔子，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他特有的从容与淡定、自信与快乐中，向世人展示了他大义凛然的精神禀赋，人格的尊贵无比和人性的魅力无限尽绽其中。
    
    艰难重重，困苦多多。
    
    公元前497年，去卫适陈，过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境）时，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因阳虎曾欺压匡人，而孔子的长相又极似阳虎），围困孔子。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公元前494年，孔子过蒲，恰逢公叔氏发动叛乱，再遭蒲人野蛮扣留。亏弟子公良孺施勇斗狠，才得以脱险。
    
    公元前493年，去卫如曹，在适宋的路途上，曾与弟子习礼于枟树之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公元前489年，孔子离陈过蔡地去楚国时，被陈蔡大夫率徒围困。绝粮七日，弟子饥馁皆病，子路、子贡均面有愠色，但孔子依然大雅传诵，习礼不息，弦歌不止。
    
    大家都在皱眉头，孔子却幽默地引用《诗经》中“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来反问学生们，我们既非犀牛，也非老虎，为什么总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的学说不对吗？颜回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为此欣然而笑，满脸春风地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有财，吾为尔宰。”假如你有钱了，我去为你当管家。
    
    面前是无尽的困苦、磨难、威胁，付之的却始终是持定，自若，不屑，甚至发自内心的微笑。
    
    听听孔子在生命遭到威胁时随口掷出的傲岸、豪纵乃至俏皮的话语，你就不能不对他心生敬意。面对周游路上的一次次拒绝，面对路遇的一次次生命险境，这个枯瘦的老头儿始终没有放弃甚或减弱自己的弘道之志，反使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孟子后来总结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既然胸中抱定大道，并将整个生命悉数奉献给道，那么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弘道，虽明知道之不行，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至尽其道而死，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熹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一个人内在德性生命境界的高下，决定了其外在人生实践的优劣，欲在人生中张扬自己，显功德于世，先决条件是德性生命的塑造。所以，人与道永非
互为主客体关系，而只能是前者施，后者受。
    
    孔子已从常人的“愉快”生活含义里高高拔离。具体些讲，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是“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乐之至斯焉”；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统而言之，是在仁德之心的培护之中，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断内外双修，获得德性生命的萌芽、茁壮、参天，继而于仁者之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欣然和畅快，进而形成行仁弘道途中无限的动力，并竭诚尽力投入到其中。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句极具启发而又深含寓意的话。他用整整一生在恪守践行。
    
    此时，他胸中装着无限，所以不再拘泥于恒常的穷蹇生活细节，他心中有使命召唤，所以自然磊落使气，凛然于人，用微笑作答一切。

  四
    
    “吾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这是孔子一句相当自负的政治宣言。
    
    但现实的世界，从来没有一片可供他仁政思想跑马驰骋的牧场。他的王道主张、民本思想、仁政纲领却决定了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愿意用优厚待遇供养这样一位文化偶像做摆设，却不会真正启用。而他也绝不愿意将自己做为统治者饰物，来装点谁的门面。
    
    所以，他只能一直在路上。
    
    唐开元十三年，在泰山封禅之后，取道曲阜祭奠孔子的李隆基甚至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而这声悠长的发问，早在孔子生年就被另一个人问过，问者是鲁国隐士微生亩。他话语倨傲，居高临下地问孔子：“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孔子的回答是，“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我不敢为卖弄口才，是这个世界病得太重了。
    
    病在哪里呢？孔子深刻看出，乏仁。
    
    遍地佞邪虚枉，哪里是“仁”所栖息的枝头？处处瓦砾荆葛，“道”又在何处安身？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道义沛胸、无暇他顾的修养。仁，同时是一种不为生活羁累、物我两忘的境界。仁，具有最完美的人格，最高尚的品德、最和善的爱意，是人类最高智慧与终极道德的结晶。它是人与自己内心、他人、及整个外部世界一种同体感通的情怀，是真理的最高敬奉。
    
    为了求得仁，人就必须要学习，博古敏求，学而无厌。为此，他首创性地大规模招收学生，聚众授徒。不管流亡的路上，还是燕居在故乡，总有一大帮学生簇拥着他，听他教诲，受其启悟。弟子3000，贤人72,，就是孔子煌煌的教学成就！
    
    孔子这一全方位的学术建设，为后来的战国诸子提供了治学行为所仿效的样板，他们或传授生徒，或撰写著述，或游历诸侯，或建立学派，均没有超过孔子所创下的为学模式。
    
    在中国最早的这间课堂里，师生酬答有致，彼此谈笑风生，话题宽泛而精深。夫子的全部教学主张，就是以文发学生之蒙，以行积学生之德，以忠立学生之节，以信全学生之身，以礼约学生之形。他的教学，是将古代文献典籍的知识教育，和以忠信为人性之本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实践三者结合修为的综合体系。他要的，是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达到对人生当下和永恒的了悟，形成一个永远的探索过程，贯穿人的整整一生。

  在孔子那里，为学，远非仅仅熟读六经课本，然后俯仰天地，以饱学自命。他通过弟子曾参之口，道出为学之人的首要——尽忠，守诚，执信，然后对之时时习练，在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中，走向人格与学术的双重完善。
    
    一个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始终颠沛流离在路上的老人，为什么始终高扬着清矍的面庞，谦和有致，不改其度，即便厄于陈蔡，也教习严明，话语琅琅，无一日不大雅传诵，无一时不弦歌悠扬。是自我蒙蔽性陶醉？还是绝望至极点，转身寻求心灵的另一向度温存？
    
    都不是。孔子眼里的礼乐，完全不同与今日吾侪酒足饭饱后的无聊K歌。我们是在发泄，孔子是在发心。他已将礼乐作为学生修德明心、为学论政必经的一扇门。而且，作为日常功课，须臾不可废。
    
    《礼记?乐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原因是，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礼就扎根于人心之仁，它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温柔、最慈善的角落，有阳光斜披，静穆而善良。
    
    有仁心才有仁行，才有高贵的俯身，才有同情的眼光，和怜悯的眼泪。所有不端的思想和行为，病灶都是他心中乏仁。仁者人也，不仁则不人。所以作为人，怎么能不习礼呢？“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是个逻辑递进关系。
    
    他有个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主张对富与贵的诉求，但必须限定在“以其道而得之”的尺度匡衡之内；他也认同恶贫去贱的人性本能，但给出的限制仍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个“道”在哪里？就在于“仁”。只有仁德之人，才会名利于我如浮云，安于仁德，贫富自适。也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世间种种的虚枉和短暂，顺仁而安。
    
    为此，君子要安贫乐道。安贫是为了守“道”，终日咧着一张苦瓜脸去守，他能坚持的时间便很可疑，所以孔子提醒要乐道。只有乐在其中，才有兴趣与恒心。钱理群说过句我认为相当高明的话——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也是两个字：出色。
    
    所以，孔子对“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评语是尚可，但还不够，应该更上层楼，登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一层。
    
    也即在此时，孔子在奔波的路上连续遇到一系列隐士，并为他们所讥诮、批评。石门、荷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微生亩，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面对天下无道，自己无法作为时，绝不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自己节操同时，选择避世，以独善其身。当世不可避时，则退而求其次，选择避地，再等而下之避色、避言。
    
    孔子自己是不避世的，因为他胸中怀拥着大道，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匡正时弊的社会担当。但他并不因自己巍峨而忽视甚至去鄙视其他山峰的低矮。
    
    相反，他对向自己毫不客气讥讽加指责的七位隐士，送去了自己的赞许。这就是来可泓先生所说的，“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所以，孔子一面称他们为贤人，一面却坚守自己积极进取的用世之道。
    
    支撑孔子这样做的内在生命力量在哪里？
    
    是《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的天地自在精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自己说。
    
    孔子命运多艰，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人格的完整，要自己言行一致。假如他屈身与生活讲和，弯腰向权贵摧眉，为自己找一个含混的借口，老人家还会颠簸在路上，与穷蹇为伴吗？面对官位，孔子的态度是：不汲汲于求位，也不避位，无可无不可。

    
    无道则隐，死守善节，独抱洁操；有道则现，行仁推礼，达民化人，这是孔子永恒的用世主张。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就要隐起来，至于隐于野，隐于市，还是隐于朝，是在岭上与白云耳鬓厮磨，还是在山涧梅妻鹤子，怎么随意怎么来。但只要政治空气清新，外部环境许可，大家就应该果断地走出去，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理想，尽可能地实现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但他始终昂扬向上，欲用一己之力来挽救即将垮塌的文明，不管在何时。
    
    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并矢志不渝，砥砺而行，这便给人生打上了几许悲壮的色泽。五
    
    天涯遥遥，何处是我家？我推仁化民的政治抱负又最终能在哪里实现？
    
    周游的路上，他一定暗自一遍遍问过这个问题。
    
    至齐、卫、陈、蔡、楚，一次次的碰壁，一回回的见阻，虽丝毫动摇不得他沛然于胸的大道，但却也使他日渐苍老的心中，开始泛起白居易式的归乡之情，“穷通与生死，其奈吾怀抱？江山信为美，齿发行将老。在郡诚未厌，归乡去亦好。”
    
    公元前484年，从家乡鲁国递来了一枝玫瑰。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颠沛流离生活，重回母国。
    
    这是个温暖的邀约。
    
    68岁的孔子，在行将就木的人生末班车上，仿佛看到了一丝希冀。
    
    但，回来后的他很快就懂得，这只是他一份纯系美好遐想的一己之愿。虽然，此时的鲁国国君已是鲁哀公，执掌大权的季桓子也换为季康子，但鲁国还是那个鲁国，一切依旧。
    
    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曰：“政在选臣。”又问：“何为则民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哀公不置可否。
    
    季康子也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季康子欲行田赋，将军费改按田亩征税，使冉求问孔子，孔子曰：“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不听（《左传?哀公十一年》）。
    
    鲁国再次向兴冲冲归来的游子竖起了坚硬的手掌。
    
    至此，这个白发萧疏的文化老人，终于彻底明白，己志终不得抒，己道终不得行于天下。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隔着2500年的月光路，哲人那声悠长的喟叹，在今天听来，仍然那么凄切，那么嘶哑，那么绝望！
    
    作为一个用心灵构建生命，用思想涵盖生活的人，他的神经末梢自然比别人更纤细，他的感官系统自然比别人更敏感。万木凋敝，落叶飘零，别人眼里再寻常不过的季节更迭现象，在他这里却得以延伸和拉长，情从心生，伤时感世，引出身家之戚，勾出黍离之悲。他因心灵质地上的细腻而更接近自然，他因思想上的丰博而更为敏感，所以，他比别人更具有神性的感知和领悟能力。
    
    一生怀着继先圣绝学，开万世太平，怀克己复礼大志，倡行仁德大道，立意效法周公的孔子，在一派日薄西山的气息奄奄之中，面对坚硬而无奈的现实，终于知道大道难伸，己志不抒。
    
    盘桓在心头持久而崇高的历史使命，压抑在胸口的艰涩愤懑与彻底失望，都使这位永不向现实低头，永远钦敬并迷恋远古文化礼制的睿智老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和强烈的隐痛。
    
    英雄暮年，壮志难酬。
    
    死，并不可怕，忘怀生死的孔子向来达观，“朝闻道，夕死可也。”但崎岖而漫长的人生路即将走到终点，面前的这个乱世仍然嘈杂一片，道还是没有闻，仁还是没有布，礼还是没有行，“均、和、安”的理想社会体系还是没有建立。
    
    虽然秉持一生的信仰旗帜依然高高飘扬，但此时，却尤显孤单和冷清。怀抱的坚执道义依然鲜明而刚烈，但此时，却更为独孤而凄然。一切已不可为，无所为，无力为，那就将一腔郁闷化作一声逋峭的长叹，尽付眼前寂寥的山河吧。
    
    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大可玩味：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终也不仕。

  六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是孔子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绝唱。声声嘶哑，字字催泪，里面弥漫着无尽的怅惘，叹婉，忧郁，绝望。
    
    公元前479年，人类一代思想宗师孔子阖然长逝，享年73岁。
    
    那个将人生志向定位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慈祥孔子，走了。
    
    那个时时返身而诚，虚心而中空，保持清醒的生命意识的谦逊孔子，走了。
    
    那个重民之急，行益民之举，敬鬼神而远之的务实孔子，走了。

    
    那个谦逊辞让，恒贞其德，守正持端的文雅孔子，走了。
    
    那个胸拥大道，心忧黎元，认定一己之身只为道生，一腔热血只为义流的豪纵孔子，走了。
    
    那个谈笑风生，风趣幽默，有着巨大生命亲和情趣的快乐孔子，走了。
    
    那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将贵族子弟与犁牛之子同置一堂传授真知的教师孔子，走了。
    
    故人远遁，杏坛空空！
    
    在其身后，他亲手抚育的桃李，已在满山遍野绽蕊吐芳，灼灼其华。他亲手栽植的儒家文化，已经蔚然风尚，郁郁葱葱，化育万民。
    
    回望两千多年前那个叫孔丘的老人风尘仆仆的背影，你我会在泪眼婆娑中懂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人，只要听命于心中的召唤，受肩负道义的引领，他就会无视人生的任何表象存在，转而进入心灵的自我世界。俗世的价值比较，此时隐退了，生存和信仰的关系，此时更新了，幸福与苦难的意义，得到重新厘清和界定。
    
    此时，再来回头审视孔子的“道”，便不能不心生钦敬。
    
    在老子眼里，道，是一种自然存在。它无远弗界，又虚无缥缈，只可尊奉，却不可触摸，甚至不可名状。这便是他一句著名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而在孔子眼中，道，是一种人内心培护的仁道情怀，是责任，也是荣光。它近在咫尺，不离须臾，全凭个人努力修为与持护即可得到。这也是他一句著名的话，“道不远人，吾欲仁，斯仁至矣！”
    
    品啜人类早期两位灵魂大师的思想，就不难看出如下差别。前者带有浓厚而无奈的宿命色泽。你看，发芽的枝条最后还是枯萎，升起的太阳最终还要西沉，一切不可抗拒，一切也无需抗拒，袖手吧。所以，庄子有“生以待亡”观念，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等死的。
    
    后者，则呈现积极进取的昂扬姿态。是的，再参天的大树也要倒下，再亮丽的旭日也会黯淡，但只要我屹立在大地上一刻，我就要葱郁十五分钟，哪怕我现在已是夕阳，那也要给世间拂上和煦的霞光。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天、地、人三者之间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主题概念，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从而对人注重精神生命的开掘、个体道德实践、人格的自我完善开启了耀眼的航灯。他开创了一个将人的内在世界与天地万物相互贯通、融洽和谐的生命境界。认定人受禀于天道，自性中含有神性，但没有任何东西能遮盖人由天道所生的神秘的创造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创造力是自生的，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它的发展。
    
    因为孔子心中蕴藏着无限，所以，他的胸怀便会辽阔无比，他的目光便会飞纵千里，从而包容一切，涵盖一切，洞明一切。
    
    这个有趣的老头，从此，用他手中擎亮的那盏灯照亮千古。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