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恐慌是大可不必的，“狼来了”更是没有道理的。请问，到底谁是狼谁又是羊？新诗虽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毕竟仍处在求索阶段。新诗的写作正因为太自由了，自由得没有了一定的规律、没有了一定的限制，几乎连富有特色的语言、意象、表达等都尚不具备，在向国外借鉴的同时，又丢掉了自己应有的本分，“终因诗歌本身的先天的文化内涵极度缺失，以及汉语语言内在美质的沦丧，加之没有多少修辞含量的翻译体新诗泛滥等，再难产生任何意义的效应”，而遭到读者的漠然相对。

    相对于新诗，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和作者，还在于它沉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传神的语言表达，含蓄而又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情感和审美情趣，“把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并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因而成为我们民族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载体和工具。”是的，诗词这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几千年来，自始至终无一不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像杜甫、苏轼、陆游……的诗，其诗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常常使读者热泪盈眶。《毛诗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责也。”以至被当代诗学界称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宣称：“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如果没有了这种大是大非的诗歌精神，还何以言诗？诗歌又怎能相继以长？无论古典诗词，还是新诗，都只是一种文学表达的形式，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古典诗词，由于其远离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环境，由于其朗朗上口的特有韵律，还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宏大的语言张力，都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着迷。当然，写作古典诗词的一些创作要求，如平仄的强调，如典故的使用，如对仗的处理，如韵脚的选择，等等，都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说到底，古典诗词和新诗，只有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才能齐头并进，发扬光大。（关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