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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傍晚五点，一场急雨把空气中的污浊扫荡干净，校园给人分外清爽的感觉，微略带着寒意。当我们一行人绕过书院再穿过桐荫别径到达印象吧的时候，伍继延师兄和周诺老师（原湖大校报总编辑）已经等候在那里。伍师兄是我们这次预备采访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在心灵上最能深刻理解江堤老师的人之一。当年他们在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后来江堤老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诗人、散文家；而伍师兄则走出了湖南，在外闯荡开创自己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江堤是诗人，而他是“人诗”——即用人生去写诗。 记：我们还是从那次浪漫之旅谈起吧。当年您们骑自行车向楚文化的源头追溯，行程是怎样的？有着何种的文化目的？可不是为浪漫而浪漫吧！ 伍：那是在86年，当时正好韩少功的《寻找文学的根》发表，形成了一股文学寻根热，也就是“寻根文学”。另一个巧合是86年我要离开湖南到清华读书，当时我长到22岁了。当时有这样一种预感，觉得自己要离开湖南了。当时江堤、肖春源刚毕业一年，我就去找他们，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寻一次根”。 我们想设计一种出行方式，最好是接近古人的方式，因为我们仅仅去看那些死去的文物是不够的，必须要去感受那种鲜活的东西，因文化是要靠人来传承的。当时甚至想过租艘小渔船顺江而下。但我跟江堤都不会游泳，怕落水后淹死，后来就干脆选择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这种方式大致相当于骑马的速度了；第二是路线，既然湖湘文化重要的源头之一是楚文化，我们肯定要去楚文化的中心寻根。再者我们还有一个很明确的文学理想，就是屈原。因为我的老家湘阴是屈原死去的地方，我们想从他死的地方追溯到他的出生地。 最后我们规划的路线是从长沙出发，首先到湘阴，再到汨罗江边的屈子祠，再到岳阳，过长江到洪湖。我们本打算顺着长江往上骑，后来江堤改变了计划，他想要坐船，我们就一船坐到了荆州，再从荆州骑自行车到当年楚国的故都纪南城。我们赶到那儿时正好是夕阳西下，天边有一抹晚霞，纪南城两三千年的城垣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线凸起的土堆，上面长满了野草。这种变迁我在长江的船上就已经感觉到：当年的云梦泽已经被湖南湖北瓜分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只剩下一些残梦了，何况当年人类文明创造的城市？ 我们从那里又骑车到了宜昌。之后又继续往西行，因为我们必须西溯峡江到屈原出生的地方去。我们从宜昌又坐船，一直坐到奉节。在回程的时候，专门选择了屈原的故乡秭归，拜谒了建在他出生之地的一个空坟。之后就又骑车回到了宜昌，到了当时江堤的女朋友、现在是他的老岳丈的家乡公安县，在他们家里大吃大喝（笑）。再从那里骑车到湖南澧县，本来是计划从澧县一直骑到常德益阳。后来一是我开学的时间快到了，另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一段太熟悉了，再去的话意义不大。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又不能买一叶扁舟沿江而上，所以就坐大巴回去，把自行车丢到大巴上，回到了长沙。 前前后后大概二十来天，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湖湘文化的体验之旅。因为我们都是住在沿途农民开的小旅馆里，直接和今天乡村的人民相接触。 记：您刚才讲的“浪漫之旅”，实际上可以归纳出一个“远方”的主题，海子就说过“在最遥远的地方，我最虔诚”。“远方”关乎的是宏大叙事，是国家民族的前途，是文化的寻根。九十年代后，诗人们从远方回归到日常生活。尤其是现在的学生，更加关注自我，远离公共话题，比如就算长沙本地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也很少有人去参加，与您们那一代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伍：我觉得这不奇怪，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局限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环境下生活的，集体至上，所以我们当时很容易把个体忽视掉了。实际上在一种宏大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自我的私心。有这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的人毕竟是少数。现在大学扩招了，那个时候大学生本来就少，也只有少数那么几个人是这样的。换句话讲，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就从经济利益开始。你从上大学开始就得交学费，我们上学是国家让我们上，毕业了自然要为国家做事。你们上大学要自己出钱，工作也要自己找，那当然要为自己考虑了。这一点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经常讲的湖南人要根除一种伪伟大心态。自从出了毛泽东以后都觉得湖南人很伟大，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伟大？我们还是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 记： 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变成大学生再变成市民这么一个转型期的困惑、焦虑。他最典型的一个提法叫两栖人嘛。他这个比喻是很生动的，一个人就像青蛙一样，小时候是蝌蚪，生活在水里；可是长大之后就要上岸，不能老是呆在水里，但是偶尔还回去，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自己的老朋友圈子里去。但实际上青蛙已经长大了，上岸了。他们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灵感，一种心灵上的敏感。他感觉到在城市化过程中，至少在他身上已经产生的冲突、焦虑和不安。 这些东西二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群体焦虑。我们现在社会上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城市管理者认为这些农民工进城搅乱了城市。农民兄弟认为我们进了城，同样是城市人，为城市做了贡献，为什么这个城市不给我们市民的待遇。 特别可怕的是由于这种社会群体的差别化带来的我们将来的第二代的反叛。我们经常讲中国发展最要吸取的教训就是拉美化，拉美国家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后来出现一大批激进的革命者造反者，这些人往往都是第一代进城人的后代，虽然他们成长在城市里，受到同等的教育，但他们从小就面临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们的反叛性特别强。这种反叛性导致后来在拉美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恐怖分子和信仰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要反叛这种不公正。所以从这个层面上，二十年后我们再来看江堤的诗，应该说有一种典型的意义，就像海子的死预示着一个诗歌时代的消亡。 记：对于新乡土诗派提出的两栖人的概念您怎么看待？ 伍：湖湘文化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很多时候会把一些个人感受和社会变迁关联起来，所以才会有两栖人这样一个概念。 80年代中国的民工潮还没有真正兴起，只是少数考入大学的学生能进入到城里。要不然就是在城市里面有亲戚或有关系的人到城里来打点小临工之类的。农民进城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现在往回看，城市人口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在这二十年中从农村迁移过来的。因此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有一半以上是能感受到江堤所说的这种两栖人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混乱时期。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转变到每天在流水线上受训练受约束甚至是摧残自己身体的生活。 现在倒过来讲江堤的两栖人概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当时虽然是他个人的敏感，但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即将面临的变化预示了出来。就好像海子预见到了诗歌时代的消亡因此选择死亡。有人说海子的死是带走了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抹光辉，这是理论家去研究他。我的理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预知这个世界将要变了，所以干脆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江堤没有选择结束生命，他用他的文字把个人情感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当然这也耗尽了他的生命。就像刚才讲的他已经预感到了二十年以后的这个或者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都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九十年代他转到了岳麓书院，那时候他也彷徨过，因为要养家糊口。90年代初的状况就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因此他也出过一些不像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卡拉OK歌本集之类的。但是他最后还是找到了他的另一个归宿，就是对书院、对湖湘文化的更深入的探寻。虽然看上去原创的东西少了，但实际上读他的散文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他语言上的创造，和在内容上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的认知。 记：您和肖春源师兄在海南时，江堤也去了，据说还在海滩上饮酒作诗，是有这么一段故事吗？ 伍：那是91年，当时肖春源刚开始作生意，而我是处于人生最黯淡的时期，江堤来了就住在我那间小房里，我们两一块儿上小饭馆。当时我还有几百块钱，没地方藏就藏在冰箱里，估计小偷偷不到（笑），江堤要离开海口去三亚，我就拿出来给他做了路费。这在他的诗集里也有记载。在三亚他花不起钱住旅馆，就睡在海滩上，生活是相当窘迫的，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么潇洒浪漫。 江堤这人非常自立，几乎没要我们帮助过。后来他去世了，我最痛心的是我们明明有经济条件保证他的医疗条件更好，至少可以延长他的生命，却没有主动提供给他这些。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属 记：当时江堤与出版界的很多人交往已经很密切，约稿也比较多，您觉得他做的那些事情主要是因为交情的成分还是生活的压力？ 伍：肯定有生活的压力，当时他为了有更好的条件，在科教新村买了一套大房子。我们不能说诗人不能住大房，但这么大的房子对他的经济压力相当大，直到他去世贷款都还没还清。他过世后，他太太和我商量家中的情况，基本上把能收回的版税加在一起大概可以把贷款还清。我负责处理后事。主要是他的墓地，在河西这边选了一个比较大的墓地，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现在正处于生长期，而我是已经深深体会到我的生命在衰老、在死亡。所以江堤去世了，我不可能很轻松地去面对。 访谈结束时已经将近七点，暮色笼罩，恰逢寒潮来袭。暮色中冰冷的雨滴透过枝叶洒落到我们的身上。在印象吧门前的凉亭里，夜色和寒风给我们的话题更添了一份沉重。于是我们一行走进了温馨的松林斋，一起就餐。 到目前为止，所有预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