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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一粒棋子》
翻读鲁迅的《华盖集续编》，重读《记念刘和珍君》，想起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1926年3月18日，学生们在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荷枪实弹的执政府卫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47人惨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是其中一位，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是一段历史，我们认识它的方式，却是文学。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进大学之前，我曾以为，这是历史的全部图景。
实际上，一个人只是一粒棋子，四周是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
1926年3月，苏共在中国南北培养的两股革命力量，遥相呼应，准备推翻中华民国执政府。南方，是蒋中正的革命军，金戈铁马，北伐在酝酿。北方，是冯玉祥的国民军，战役连连，控制了京津。三一八惨案的诱因是：冯玉祥攻占天津，击退张作霖派来大沽口的军舰，随后铺设水雷，禁止任何船舰进入；其间，国民军与日舰冲突，互有伤亡；16日中午，驻京外交使团中的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据，向执政府外务部递交最后通牒，限48小时停战，解除封锁；17日，遵照苏联大使卡拉罕指示，李大钊和徐谦组织群众大会，要求执政府拒绝最后通牒。第2天，惨案爆发，内外震惊。
不过，在文学描述中，一些线索和信息被剪除了，但至关重要。
首先是苏联的目的，苏联要巩固从中国夺走的唐努乌梁海，加速蒙古独立，永久控制东北铁路，段琪瑞和张作霖是绊脚石，所以必须消灭他们，并把中国人的视线转移到介入其间的帝国主义身上，分散注意力。最好的办法，是国民军与日军发生冲突，这一点，苏联人如愿以偿。在帝国主义讨论最后通牒时，苏联大使卡拉罕，作为外交使团成员，过去曾是外交使团领袖，却不反对列强威胁中国，以纵其乱。
最重要的是，执政府接到最后通牒，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事实上，外交委员会去征求冯玉祥的意见，答复是，只要列强对内战严守中立，愿遵守《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段祺瑞的答复却是，最后通牒“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冯玉祥妥协了，段祺瑞却没有让步。
也就是说，17日的群众大会，是在执政府已经拒绝最后通牒的情况下，还在要求拒绝最后通牒，并包围了执政府。诡异的是，把守执政府的，不是执政府卫队，是国民军。激愤的民众想要翻墙去抓段祺瑞，被国民军拦住，双方怒骂，僵持到很晚。3月18日，李大钊召集十万人抗议大会，要求的还是拒绝最后通牒。大会展示了一件血衣，说是“段祺瑞铁蹄下之血”，把国民军替换为执政府卫队。随后，大家再去执政府，直至发生惨剧。
刘和珍只是一粒棋子，她完全不知道，情况是如此交纵。
这里又有几个细节被忽略了：一是多数人不敢再去执政府，经鼓动说服，才犹豫动身。二是为了自卫，组织者制做小旗杆时用的是粗棍子，确是“手无寸铁”，但并非“手无寸木”。三是国民军不见了，守在执政府门内的，是卫队。四是47人惨死，并非全是学生，其中1名是卫兵，2名是便衣警察。
事情的结局也被忽略了，这相当重要。19日，苏联顾问埃凡斯和阿连去找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希望警备旅制伏执政府卫队，把段琪瑞作为人民公敌审判，被婉拒后，他们去找李大钊，要他告诉冯玉祥，把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调回北京，接替李鸣钟。不久，鹿钟麟赶走段祺瑞，瓦解了执政府。如果刘和珍在天有灵，这个结局可以告慰她，但刘和珍的敌人不是段琪瑞，而是帝国主义，她对执政府至少抱有一丝希望，才会去那里请愿。结果呢，学生们牺牲了性命去声援国民军，国民军却在20日全部撤离天津、津浦、京奉阵地，冯玉祥远走苏联，帝国主义在北方的秩序复原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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