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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远见》月刊9月号刊出题为《黄文雄：我为什么要刺杀蒋经国？》的文章，尝试着解释黄文雄当年为什么要刺杀蒋经国。
文章说，1970年4月24日，一个阴冷的早晨，一个中等身材，穿风衣的年轻男子越过警探守卫的人墙，迅速从风衣里掏出一把枪，对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砰——”地一声。
杀手是33岁的黄文雄，当时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在他举手开枪的同时，一名机警的警卫把他的手臂上托，子弹从蒋经国头顶飞过；他双迅速开第二枪，蒋经国已经走进旋转门的右侧，子弹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弹孔。枪口还在发烫，他的心脏剧烈跳动，间隔还不到一秒，他就被高大的警探压在地，被捕后他站了起来，说了一句事先想好的话：“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一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
黄文雄等待判决期间，弃保逃亡，开始了长达25年的地下逃亡生涯。等到1995年底，这名“刺客”被遣返台湾时，他已经在海外流亡了整整32年。回国后，他投身寂寞但影响深远的人权工作。虽然今年72岁了，但仍旧活跃于社运的硬战，例如反国民卡案，反全民指纹建档案……
当年虎口余生的蒋经国于事件后对黄文雄等人展开调查。据说，蒋经国曾多次问身边人：“为什么台湾人要杀我？”回顾近40年前的往事，黄文雄尝试着解释当年“我为什么要刺杀蒋经国”。
刺蒋背景：国民党的独裁戒严体制
我1937年出生于新竹市外的乡下，离新竹空军基地只有两三公里，而我们家十米之外的地方就是通往空军基地的专用铁路。1945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台湾，空军基地被炸得特别厉害。我没上几天课，学校就被迫关门了。那时一切以前线优先，岛内物质匮乏，采用配给，严查黑市。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场被炸，库存的糖浆流到旁边的水田里。消息一传出，我也提了两个桶赶过去。只见糖场一片火光，人影朝糖场移动，铁皮一片片飞起又落下，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和焦糖的气味。面对人潮，日本军警不敢也无法阻挡，人们已经太久没有尝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和日本神风特攻队一名队员有关。那时日本军力不济，已经开始用部分木制飞机对盟军舰船进行自杀攻击，这个队员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过两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那天他跑到村里来，想买一只小鸭带上飞机，陪他赴死。他说出理由时，已经没有平时口唱军歌、颈系白巾、挥舞军刀的飞扬神采了。村里人讨厌日本人，不肯卖给他，我母亲看他可怜，替他说情，才帮他找到一只。我至今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含泪离去时的身影。当时我母亲的心情估计很复杂。我父亲是工程师，那时被调去建造海防工程，因为替工人说话，被日本军官找麻烦，最后还是父亲的日本老师出面帮忙才平息。因为殖民统治和现代化同时进行，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极为复杂。
1945年10月25日，陈仪履台主持“光复庆祝大会”，台湾人胶离殖民统治、重归“祖国”的欢欣和热情达到高潮。可惜这个高潮不只空前，而且绝后，不到两年就发生了“2·28事件”以及其后的清乡运动。
我高中就读的学校是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虽然高中时就开始看《自由中国》，但在政治和社会意识上开窍是上大学之后的事。1958年我考进政大新闻系，随后又读了两年新闻研究所。1962年，我认识了几名蛮特殊的侨生朋友。因为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参加东南亚共产党运动的华人很多，这些朋友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耳濡染甚至帮过地下党亲友做过传信之类的工作，在政治上远比台湾学生成熟多了。通过他们，我才第一次认清自己在很多方面有多么幼稚。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上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中国》事件是一个很关键的分水岭。
继“2·28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后，就连雷震先生这批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这表明蒋家政权连最基本的思想、言论和结社的权利都不能容忍。此后10年，国民党的独裁戒严体制果然进入了“超高压”“超稳定”的时期。没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开始思考个人和“国家”的出路。
刺蒋动机：打乱蒋家父子接班计划
1964年我申请到匹兹堡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又转学到康奈尔大学。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翻天覆地的时代，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相继崛起，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社会，至今犹有余震。
我一到美国，不但眼界大开，而且如鱼得水，一头栽进了各种运动，一边参与，一边见习。我参与最多的是为黑人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学生民主运动及反越战运动。参与的同时也是我思考台湾的民主和独立运动方向的过程。愈亲身体验美国这种波澜壮阔的运动，愈觉得蒋家政权“超高压”且“超僵硬”的独裁统治难以忍受。何况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蒋家父子的接班计划已经接近完成，而且听说他即将第5次访问美国。
在决定刺杀之前，我做过许多思考和分析。首先，如果台湾是一个“国家”领袖继承机制已经制度化的国家，我是不会去做这种事的。一个领袖走了，另一个马上接班，新人或许比旧人还糟。其次，如果台湾还有思想、言论和结社等基本自由，我也不会去做，因为改革即使更为艰辛，从事人权和民主运动是民间培养自我组织能力的必要过程，以及为民主建立厚实基础的必要条件。但因为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我才决定刺杀。
我的目的其实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蒋经国不在了，蒋介石还是会有能力掌控台湾的。我只不过想打乱蒋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划，希望能重新挑起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借此松动——只是松动那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希望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创造一点可能性，仅此而已。此外，私心里还希望多少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个考虑，那时大发越战财的台湾已经是美军的后勤基地。
1970年4月24日，我向蒋经国开枪随即被捕。次年弃保逃亡，开始长达25年的地下流亡。由于我在美国参与各种运动，各国朋友都很多，那25年处处有人掩护照顾，除了不能回家，并没有吃太多的苦。事实上，只要避免在媒体上曝光，我还是能参加各地及国际的社运。
1995年回国后，既然台湾已有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十几年来，我也就全心投入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正是广义的人权和民主运动。这是我大半生一路走来，成就没多少，但是似乎还是有某种坚持的逻辑。一个已经年过70的老人大概也只能以此自我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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