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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妇女节，阮玲玉香消玉殒，留下四个大字：“人言可畏”。上海2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位自殺身亡的一代名伶送葬。在这20万人中，我们不知道有无曾津津乐道于她的“丑闻”、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的人，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这一切对阮玲玉不再重要，她死了，死于殺人的舆論。
《饥饿的苏丹》获奖之后，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接受了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记者的采访。采访中该记者转述了一名来自佛罗里达的记者的评论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对这样的评论感到震惊，他告诉该记者，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过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已接受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有危险，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但访谈播出时，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有意剪切，节目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道德审判和猛烈抨击。一时间，引发了社会舆論对凯文本人的猛攻，成千上万的人给凯文打电话、发邮件，辱骂他、恐吓他。人们忘记了，这张照片揭示的饥饿，让饥饿背后那些弱者得到了世界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救助。 他们也拒绝相信，实际上，凯文在拍摄《饥饿的苏丹》时内心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口中一直不停地说“上帝啊！我不能这样残忍”，但作为记者，这是他的工作，用相机记录事实是他的神圣使命。他所能作的最大努力就是用影像告诉世界，非洲正遭受着创伤和痛苦。拍完后，凯文赶走了秃鹫，望着小女孩向救济中心挪动的身影，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 远在《饥饿的苏丹》之前，凯文就已用影像扑捉了非洲大陆无数的不幸：战乱、种族冲突、大屠杀、饥饿……，在此之后，他带着关怀之心继续上路，继续用镜头捕捉他生活的非洲大陆。在人们将脏水铺天盖地泼向他之际，没人想到，他本人入不敷出，在莫须有的道德谴责之外，还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终于，他走了，也给世界留下了几行遗言：“我非常、非常抱歉，生活的痛苦远远压倒了欢乐的程度，那欢乐并不存在......” 之所以想起阮玲玉和凯文·卡特，是因为这些日子的舆論场并不太平。延壮壮，这位老实巴交的青年男子，在妻子即将分娩之际痛失爱妻和未谋面的儿子，本该拥有默默哀悼和伤痛的安静，却被卷入了舆論漩涡的中心，在刻薄恶毒的口水中挣扎。 在真相未明前，有视频，有不带偏见的客观报道，但人们选择相信带有强烈舆論导向的霉体报道和自媒体的口诛笔伐，以为是延壮壮和婆家人为了省钱或生二胎残忍拒绝了產妇马茸茸的剖宫产请求，导致她忍痛不能而自殺。 我为此连发两文《產妇自殺谁之过》和《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指出在真相未明前，请站在个体一边，因为个体通常是弱小的鸡蛋，很容易被舆論吞噬；且通过我们眼前的有限證据，经过严谨缜密的推理和分析，我们能知道医院未必负有医疗责任，但必须承担患者缺乏人道关怀的道义责任以及安全防护措施不力的事实责任。 可惜，我微弱的声音敌不过舆論场的滔天声浪。目睹舆論场对延壮壮和婆家人的万刀齐砍，我拔剑四顾心茫然，痛感一人单挑世界无比难。 这两日，舆論接二连三反转，之前抛出“產妇家属拒绝剖宫产致死論”和散布“產妇跪求家属同意剖宫产”的医院，说法有了改变，不再坚持是產妇家属拒绝了剖宫产，而当事方榆林一院產科副主任也现身力陈產妇当时产程顺利、无需剖宫产。 这说明什么问题？刀刀砍向家属哀痛之心的人们砍错了人。整个事件，医院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和安保责任。我不知，那些砍错人的键盘侠现在是否会有悔意；我希望，那些恶语恶言真的是出于对死者的哀怜痛惜，而非人类爱占据道德高地获取道德优越感的劣根性；我庆幸，延壮壮和家人并非孤立无援。 而那些为求点击率而无视事实与逻辑，更无视死亡本身的重量、无视亲属心中伤痛的自媒体人，良知又该如何安放？不过，我知道凯文·卡特的命运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自殺者，必须先有一颗能感知生命苦痛的灵魂。而这世上，有太多人眼中只有利益，胸中没有灵魂。 当然，我绝不希望任何人因灵魂的苦痛和挣扎而死。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来到上帝面前忏悔便可重新开始本意相同。人孰无过，重在知错。有灵魂的人才会知错忏悔. (责任编辑：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