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四七六页）这段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简直就像是特地为今天而写的。

       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也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这位一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要为“男盗女娼的社会”引进一种陌生的“主义”。“易卜生主义”说白了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面对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 “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是“真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独立思想”和“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个人主义”不仅“五四”时代需要，我们今天更加需要。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缺少的就是“真的个人主义”，所以张艺谋会以歌颂暴君为荣、为乐，杨澜会理直气壮地为假文凭辩护，余秋雨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与批评者对簿公堂……，政协名单上，张、杨等都榜上有名，面对这样的恩赐，无论是“国际大导演”还是花枝招展的大明星除了感恩戴德、三呼万岁，还能有什么？这一切或许都算不了什么，没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什么样不可一世的“英雄”、沽名钓誉的“名流”都只能拜倒在无限权力的脚下，依附权力、巴结权力、利用权力，以捞取最大的名声和利益，这是必然的选择。就算是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由于内心深处缺乏“健全的个人主义”底蕴，缺乏独立人格的支撑，也常常摇摆不定，并很容易滑向依附权力的千年老路上去。只要“男盗女娼的社会”没有变，无论是胡适下的判断，还是他开的药方都不会过时。

       哈维尔（Vaclav Havel）结束十三年的总统生涯，重操旧业，回到阅读和写作的生活中。瓦文萨在竞选连任失败后，也曾回到造船厂干老本行，当他熟悉的电工。在一个自由社会，一个人无论名声如何显赫，或者贵为总统，进与退都是那么寻常。哈维尔告别政坛后的选择，一如他当年提出“生活在真实中”，都足以令一个没有“易卜生主义”的民族感到震撼、感到羞愧。

       重温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主义”，首先就是讲真话，不能把脓包当花蕾，把病态当发福，讳疾忌医，自己不说真话，也不准别人说真话，把人民当敌人，见批评就是造反，哪怕沉默也是腹诽，只想弄得泱泱大国只用新闻联播一家嘴巴说话，只有一颗脑袋思考，培养奴才，放纵浪才，扼杀人才，把任何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因子都掐死在摇篮中，“男盗女娼的社会”才得以永葆青春。易卜生“肯说老实话”，“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他知道“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健全的社会需要“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它才能支撑文明人类，无论面对强权压迫，还是面对荣誉、鲜花，都能努力活得像一个人。而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任，只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世俗的好恶为好恶，那只能离人越来越远。

       “男盗女娼的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让人活得不像人，最多也是让你活得像余秋雨、张艺谋们，俨然是宫廷学者、御用导演，虽然皇恩浩荡，三千宠爱集于一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是少了一根脊梁骨，终究摆脱不了奴才的命运。无限风光都在一个“奴”字，看不到一点人气。回望遥远的“五四”，灯火已熄，余烟未绝，我们今天重温“易卜生主义”，就是要重新点燃那盏灯。  

                                                                                                                         二零零三年二月五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