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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11日到4月13日，就发生了两起航空乘客采用极端方式维权的事件，一次发生在上海浦东机场，一次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事件的起因都是航班延误，而乘客又对机场方面的解释和赔偿方案不满，然后就冲出登机口，进入停机坪阻止其他飞机起飞。此前，人们熟知的极端维权方式包括爬塔吊、堵路、围堵办公场所等等，现在又发展到了“阻拦飞机”，这说明极端维权的方式也在不断升级。 在现代社会，公民维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被鼓励。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公民在维权的过程中选择了不恰当甚至是极端的方式，并因此侵害了别人的权利，那么，这样的维权行为似乎也有点让人“伤不起”。因为，在极端维权事件中，维权者其实是用损害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以阻拦飞机事件为例，权利受损的乘客就赔偿问题与航空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还可以将航空公司告上法庭。可是，他们没有采取上述合法手段，而冲上了停机坪，阻拦其他飞机起飞。这样的维权方式不仅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而且已然严重侵害了其他乘客合法权利。正因如此，才有专家说对这些极端维权的乘客“应该依法惩处”。 可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板子全打在极端维权者一方。维权者也是有苦衷的——他们往往也是在正当维权无效之后，才采用极端维权方式的。以发生在浦东机场拦阻飞机事件为例，这些旅客在航班出现问题后长达数小时得不到妥善安置，甚至还被锁在登机口外淋雨半个小时。可是，当冲上滑行道之上，他们不仅很快就得到了“重视”，而且每人得到了1000元的赔偿。这还真应了那句话：“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 纵观近些年来的极端维权事件，它们一般都遵循这样的“路线图”：掌握权力的某些官员或机构不作为或乱作为，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权利受损的公民走上维权之路，维权手段逐步升级，最后升级到了极端维权、乃至群体性事件的境地。 由于极端维权具有累死“绑架”的效果（你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会让更多的无辜者受牵连），所以，事情闹到了一定程度一般都会得到重视，从而促成了问题的解决。而“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实又会起到“激励”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不正当维权的道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其逻辑就是权力搞恶与维权恶搞互为因果，相续不断。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看还是出在源头上。源头是道义，是法律。利益之上总要有道义和法律。大家都讲道义，都守法，问题就能处理好。其一，官员和相关机构（比如航空公司）要用好手中的权力，不能乱作为，亦不能不作为。其二，公民维权亦要讲规则，不能为了维权不择手段。不论你维权的理由多么充分，只要你的维权方式不正当，且维权行为对他人和整个社会造成了“伤害”，那么你的行为就离文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规则意识、契约精神、法治底线……这些现代文明社会所信奉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用来约束政府和商业机构的，普通公民也应该遵守——哪怕是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时。其实，也只有在利害的考验面前，我们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守规则，是否真的遵纪守法，是否真的是一个合格的有境界的公民。如果规则对我有利我就守规则，规则对我没利我就破坏规则，那么，这样的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当官，他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做民，他会成为“刁民”。因为他的心里只有私利而没有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