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谭青峰先生（右二）离职后返乡参加作家协会会议（王阿若 摄影 2011年5月18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妻子的婚礼是在衡阳的乡下那间稻草泥砖屋里举行的，而伴着新房的一间房子的墙垛已经严重倾斜，父亲不得不用一根粗粗的树杆顶着垛顶。担惊受怕地住在那样的房里，我们作梦都想把房子新砌一下，可是，无奈我们那时是每月只拿六块钱补助的民师。
后来，农村实行了田亩承包责任制，民办教师的工资也提高了，我们一边种责任田，一边教书，加上妻子的精打细算，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于是，我们把那间快要倒塌的泥砖稻草房拆了下来，建起了一间红砖青瓦房，它虽然没有现在村里那些新建的房子那样宽敞高大，但那时却是我们村里第一栋红砖青瓦房，因而，在一阵阵新房落成的爆竹声中，一种自豪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再过几年，我和妻都已转为正式教师，并从村里的那间红砖青瓦房搬住到学校。一家三口拥挤着住在一间约二十几平方的房里，外加一个狭窄的楼梯房做厨房还是学校对双职工的照顾。记得有一次，我和妻看到城里的叔叔家住上了六十多平方的新套间，望尘莫及地说：“我们这一辈子可能是没条件住上这样的好房子了。”可这话说了大概不到五年，有一天，我被一个同乡带到了县城去看一套一百来平方的套间房，虽然是顶层，但比起叔叔的房子大得多，比起住在学校，那更是天壤之别。而且，那些年，由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教师的工资水平提高了许多，银行的存折上有了一些节余，再加上亲朋的帮衬，我们买下了那套房。要知道，那是在一九九五年，乡下教师到县城买房，我们可是领导新潮流的——“乡里教书城里住”的歌，就是我那时唱起来的。
以后十多年，儿子长大，上高中，读大学，考公务员工作于省城长沙；我也努力工作，潜心教学研究，出了一些成果，评上了高级职称和中学语文特级教师，1995年下半年开始，先后被领导提拔为学校和乡镇的教育行政干部。不过，县城里越来越高楼林立了，相形之下，我的那套房子已经显得破旧褴褛了。有一天，儿子在电话里说，他要买房。我们说，你有米米吗？他说，有分期付款和住房供给金的好政策。不想，儿子的话真的变成了现实。
到了2009年下学期，五十有五的我，从领导岗位上离岗休息了。儿子打电话对我说：“爸，你离职了，我提拔你到长沙来任职吧。”我没听明白儿子的的话。他补上一句：“你在学校离职了，但你还是这个家的家长，这边的新房已经装修好了，到这边来当家长吧。”
2009年9月，离开那座县城时，有熟悉的人问我们去哪里，我玩笑着说：“儿子‘提拔’我到省里‘任职’去。”意思是说儿子为父母争气考上了长沙的公务员，使我们有机会住到省城去。
祖国六十周年生日那一天，凭栏远眺湘江两岸崭新的城市风貌，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国庆六十周年庆典节目，我在回望祖国六十年历程和自己走过的路的同时，一种幸福的暖流在我心里流淌，我非常地明白——
说是儿子把我“提拔”，其实，还是祖国母亲“提拔”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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