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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置神策军于京西京北，虽以备御吐蕃，然曾倚此军削平叛寇，则资以建国威、捍非常，实天子之爪牙也。德、宪以来，权归中涓与西北节镇，虏至莫能奔命，李绛所为欲据所在之地，割隶本镇，使听号召以击虏之猝至，不致待请中尉，迟延莫救也。宪宗闻绛之言，欣然欲从，而终于不果，识者固知其必不果也。 唐于是时，吐蕃之祸缓矣，所甚患者，内地诸节度分拥疆兵，画地自怙，而天子无一爪牙之士；于此而欲夺之中涓之手，授之节镇，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辞直而天子信之，又将何以折之邪？是军也；昔尝以授之白志贞矣，朱泚之乱，瓦解而散，外臣之无功而不足倚，有明验也，故付之于宦官，亦无可委任，而姑使其听命宫廷耳。如复分割隶于节镇，则徒为藩镇益兵，而天子仍无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于肘腋，勿论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踉跄道路，将一车匹马而行乎？绛不虑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强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 绛诚虑之深，策之审，则当抗言中涓揽兵之非宜，取神策一军隶之兵部，简选而练习之，猝有边警，驰遣文武大臣将之以策应，外有寇则疾应外，内有乱则疾应内，与节镇相为呼应，而功罪均之。如此，则天子有军，应援有责，而中涓之权亦夺矣。柰之何舍内廷之忧而顾外镇之患乎？如曰待边将之奏报而后遣救，无以防虜寇之驰突。则侦探不密，奏报不夙，边镇之罪也，非神策之需迟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镇，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 吴元济一狂騃竖子耳，中立于淮、泗之闲，仅拥三州不协之众，延晨露之命，所恃者王承宗，既不能出一步以蹑官军之后，李师道独以狗盗之奸，刺宰相，焚陵邑，胁朝廷以招抚，而莫救元济之危，非能如向者河北连衡之不易扑也。而唐举十六道之兵，四面攻之，四年而后克，何其惫邪？论者责分兵如连则势益孤，而覆败尤鸡，参差不齐，以致师老而无功，似矣；然使专任一将，四邻诸道，旁观坐听其成败，则势益孤，而覆败无速，则专任固不如分任审矣。 乃详取其始末而究之，元济岂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赦而得有其旌节耳。王承宗、李师道亦犹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唯恃要结闲贰以求得其欲，师道遗三数匹夫入京邸，杀宰相，毁陵寝，焚屯聚，挟火怀刃，而大索不获者，为之渊薮者谁也？非大臣受三寇之金钱以相阿庇，而讵能尔邪？则其行赂诸镇，观望不前，示难攻以胁天子之受降，概可知已。外则韩弘之阻李光颜，内则韦贯之、钱徽、萧俛、李逢吉等之阻裴度，皆醉饱于三寇之苞苴，而为之唇舌者也。故蔡州一空城，元济独夫，李愬一夕而缚之如鸡鹜，其易也如此，而环攻四年，其难也如彼，唐安得有将相哉？皆元济豢饲之鹰犬而已。仅裴、武两相立于百僚之上，为疑谤之招，弗能胜也。其迟久而后克，不亦宜乎？ 故国家当寇难相临之日，才臣有不足任之才，勇将有不可鼓之勇，夷狄盗贼所以蛊天下者，皆豆区之惠，而人为之风靡。非有清贞之大臣，前不屑千金，后不恤猛虎，则天子终无可寄之心膂。诸葛公曰：“唯澹泊可以明志。”人君尚知所托国哉！ 宪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浅，所倚以谋社稷之大计，协心合德而不贰者，独淮蔡一役而已。然当其时，已与李逢吉、王涯旅进而无别。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辅，而宦官承宠为馆驿使，赐六军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规正；皇甫镈、程异以聚敛与公分论道之席，公力争，而以朋党见疑；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张奉国、李文悦白公谏止，而二人坐贬。凡此数者，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乃层累相违，公终栖迟于朝右，夫岂贪荣宠以苟容哉？盖亦有其故矣。 公开阁以延士，而一时抱负之士，皆依公以利见，公去则不足以留，必群起而为公谋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志虽不伸，自可因事纳忠，以大造于家国，公姑隐忍以镇朝廷，使吾党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争胜。此言日进，公且不能违，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俛仰中外，历事暗主，狎迩宵人，乍屈乍伸，终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相从臾以羁迟也。公之浮沈前却，不谓无补于昏乱，则从臾者之言亦未为无当矣。及通数代之治乱而计之，则所补者小，所伤者大，起水火之争，酿国家之祸，公未及谋也。为公谋者，其志、其量、其识、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诎矣。 国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进若退之身与小人迭为衰王，而祗以坚小人之恶。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则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为忧，而聚族以谋攻击，则忌媢之恶，所逞者即自起于其朋俦，而同归于消灭。邺侯一归衡山，而张良娣、李辅国之首交陨于白刃。唯君子终留于位，附君子者，犹森森岳岳持清议于廷闲，且动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党以争死命，抑且结宫禁、挟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势乃成乎不可拔。泰之拔茅以汇也，否亦拔茅以汇也，而君子之汇，终诎于群策群力之险毒。故刘向不去，而王氏益张；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马温公入相，而熙丰之党益猖。 大臣之道，不可则止，非徒以保身为哲也，实以静制天下之动，而使小人之自敝也。彼附末光者，跃冶争鸣，恃为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听哉？是晋公之不去，公之亵也，唐之病也，朋党之祸，所以迄于唐亡而后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爱身乃以体国，惟独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为众正之依归。惜乎公之未曙于此也。而后知邺侯之不可及矣。 宪宗之崩，见弑已明，而史氏以疑传之，莫能申画一之法，谓内侍陈弘志为戎首者，非无据矣。而流观终始，则弘志特推刃之贼，而污潴之首辟，不仅在弘志也。 繇前事而观之，郭氏受册先皇，为广陵王妃，伉俪已定；宪宗立，群臣屡请正位中宫，而宪宗不从；已而与吐突承璀谋废穆宗，立澧王恽，事虽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忧而谋于郭钊，钊曰俟之，则“今将”之志，藏之久矣。 繇后事而观之，陈弘志者，非能执中外之权，如吐突承璀、王守澄之杀生在握也。宪宗虽服药躁怒，而固为英主，不至如敬宗之狂荡昏虐也。承璀倚宪宗以执大命，而志在沣王，弘志以么乍起而行弑，正承璀执言讨贼拥立澧王一机会，而柰何听其凶逆，莫为防制？如谓承璀力所不逮，则王守澄当因之以诛弘志，而分罪于承璀，以夷灭之，其辞尤顺。今皆不然，在宫在官，相率以隐，俯首结舌，任弘志之优游，则岂弘志之能得此于盈廷乎？ 帝弑未几，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极其尊养。郭氏虽饰贤声以自暴，而侈靡游佚，固一不轨之妇人，其去武、韦无几也。宪宗未殡，承璀杀矣，沣王亦相继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拥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复问；举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虽出镇河东，固尸元老之望，韩愈、柳公权、崔群皆有清直之誉，而谈笑以视先君之受刃。区区一埽除之弘志，安能得此于天下，则上下保奸之情形，又不可揜矣。 考诸稗官之传记，宣宗既立，追宪宗之雠，郭氏迫欲坠楼。弑逆之迹，暴露于论定之后，则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衅之所自生，则惟承璀惑主以易储，故激而生变，郭钊所云俟之者，正俟此一日也。穆宗以适长嗣统，逆出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涂饰；不唯郭氏逭韦后之诛，穆宗逃刘劭之戮，陈弘志抑以逸罚为千秋之疑案。鸣呼！唐至是，犹谓国之有人乎？而裴度、张弘靖、柳公权，韩愈之为人臣，亦可知矣。 （以上摘自王夫之名著《读通鉴论·卷25》） 《后妃传》载：“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赠左仆射驸马都尉暧之女。母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元和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 从这这段文字可见，唐宪宗拖延不册立郭氏为皇后，他怕郭家势大，干涉自己对其他小老婆的宠爱，却造成了郭氏的怨气——皇帝的女人总是想方设法要做皇后的，以郭家的功勋富贵，却做不了皇后，能不怨恨?而迟迟成不了皇后，即意味着自己迟迟成不了正室，始终是没有地位的“妾”，而不是作为六宫之主的“妻”，她的儿子也就成不了太子、储君和将来的皇帝。 政治斗争，在后宫中一点都不逊色于朝堂上。而宪宗死后，即位的穆宗，正是郭后的儿子，“母以子贵”，郭氏正是因为儿子当上了皇帝，而名正言顺成为太后，坐上了正后宫掌权者的位子。 这里暗示我们，郭氏极有可能谋害了宪宗，然后把自己的儿子推上皇位。匡复唐室的功臣郭子仪，是她的爷爷，宪宗皇帝的祖父德宗皇帝的大妹妹升平公主，又是她母亲，她实际上是宪宗皇帝的表姑，本身就是大唐的皇室贵戚。 郭皇后的出身，使她有雄厚的靠山左右皇权。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后的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皇帝(唐敬宗、文宗、武宗都是穆宗的儿子，即郭太后的孙子)都由她控制着。 以上不仅是推理，郭氏谋害宪宗，其实有当时人的证词。 《东观奏记》的作者，是唐宣宗时人，他在该书中写道：“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唐宣宗是唐宪宗第十三子，元和五年(810)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论辈分，他是敬、文、武宗的皇叔，论年龄却比唐敬宗和唐文宗还小一岁。他在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被封为光王。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弥留之际，把37岁的光王李怡立为皇太叔，并更名李忱，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他是唐朝历史上惟一以皇太叔即位的皇帝，又是晚唐皇帝中顺宗以后的11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他死于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享年50岁。宣宗在晚唐的皇帝中也是得到较高声誉的一位，《资治通鉴》载：“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宣宗即位，郭后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什么怕?为什么想用坠楼而死，来造成宣宗“过”的恶名?然而，唐宣宗记得儿时父皇遇害的旧事，他终于下手了(具体情节，当时人没有记，也不可能记下来)。 “暴崩”(猝死)，“上志”(皇帝的意愿)，已经说明，唐宣宗终于如愿以偿除掉了这个杀父大仇人。 元稹，是唐宪宗同时代人，他的《将进酒》写道：“将进酒，将进酒，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伤主母。母为妾地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佯为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为主说，主将泪洗鞭头血。摧集主母牵下堂，扶妾遣升堂上床。将进酒，酒中无毒令主寿。愿主回思归主母，遣妾如此事主父。妾为此事人偶知，自惭不密方自悲。主今颠倒安置妾，贪天僭地谁不为。” 诗虽婉曲，仍然暗透消息——元稹的乐府诗，必定是有所针对而作的。诗中的主，可以认为是唐穆宗，主父，即唐宪宗，主母，即郭太后。虽然一会说“酒中有毒”，一会又说“酒中无毒”，看似矛盾，但作者是故作狡黠颠倒，他可能正是想说：就是郭氏杀了宪宗! 最旗帜鲜明地点出郭氏行凶的，是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中，也引用《东观奏记》的话说： “考诸稗官之传记，宣宗既立，追宪宗之仇，郭氏迫欲坠楼。弑逆之迹，暴露于论定之后，则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穆宗以嫡长嗣统，逆出于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涂饰，不唯郭氏逭韦后之诛，穆宗逃刘劭之戮，陈弘志抑以逸罚为千秋之疑案。乌呼!唐至是，犹谓国之有人乎?而裴度、张弘靖、柳公权、韩愈之为人臣，亦可知矣。”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考察野史小说，宣宗即位后，追报杀害父亲宪宗的仇，郭太后害怕得想跳楼。杀害宪宗的阴谋诡计，暴露在这件事平定之后，那么宪宗之死的元凶，不是郭太后和唐穆宗，又是谁? 唐穆宗因为是长子继承皇位，杀父的事情当时又没有太暴露，所以大臣不敢说，史官不敢记载，而苟且偷安并且还为此事婉转涂饰。 当年韦皇后谋杀丈夫唐中宗李显，后来被唐玄宗剿灭，郭太后却逃过了这样的处决。 南朝宋文帝被儿子刘劭杀害，后来宋孝武帝起兵杀了刘劭，而唐穆宗也逃过了这样的惩罚。 陈弘志当时逃过了处决，而成为千古疑案。 唐朝到这个时候，国家中还能说有敢说敢为的栋梁吗?而裴度、张弘靖、柳公权、韩愈这样的忠臣，是怎样的尸位素餐，就可窥一斑了。把郭太后拟作杀了中宗的韦皇后，唐穆宗拟作杀了宋文帝的刘劭，还不直接吗?! 所以可知，《旧唐书》是在为谁“讳言”那场弑逆了。 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文《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只引用《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证明这是在影射唐宪宗被太监阉党谋害，并没有深入阐述这件皇帝被谋杀的案件主谋，是十分可惜的。 唐宪宗服用金丹后，常常暴躁发怒，左右随从宦官往往被怪罪责骂挨打，甚至有人被打死。由此人人自危。庚子（二十七日），唐宪宗在中和殿突然死亡，当时人都说是被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陈弘志的同党内宫官员，为了隐瞒真相，不敢追究凶手，只是说宪宗吃金丹后药性发作而死，外人都无法辨明事情真假。 宪宗李纯之死，郭妃母子嫌疑最大。 宪宗晚年又遇到了太子的问题，郭妃是郭子仪的孙女，不论后宫还是朝堂，都形成了极强的势力，她的儿子不即位是不行的，但宪宗就是不想被牵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最后儿子逆袭老子的故事就上演了。一些新晋宦官又投靠了新主子，郭妃（后来变郭太后了）与太子集团在这件事上主导了一切。 纵观宪宗元和一朝，掌权的宦官无一不是宪宗提拔上来的，宪宗的信任和威信是自己的绝对保障。果然等宪宗一死，宪宗元和朝的宦官除了依附太子唐穆宗的以外都尽数被诛灭。 (责任编辑：井泉) |